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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说，他也有好几件衣服没洗了，也应该关心关心他。

“都拿来！都拿来！明天都给你洗。”张清华把他推转身，要他快走　。

在澡堂里，有些东西司机要自己洗，祁二痞却不由分说地全抢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司机已坐上驾驶室，张清华才把洗后早已折叠好的衣裳送来，衣裳上有种淡淡的清香。司机接过后随手放在副驾驶座上，只简单地说了声：“谢谢了。”张清华注意着仍被放得很整齐的衣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也谢谢你，真的。”

车离开时，张清华笑着和大家一样对司机摇手，眼里却露出了一丝忧伤。

二十多天后，依然崭新的解放牌汽车又来了，它停在驻地外的公路上，试探性地鸣了鸣喇叭，看这些人是否还在这儿。一群战士跑出去欢迎，站上了车门的脚踏板，车便又摇进了坑凹遍地的武斗营房。

几个在伙房门口边择菜边唱歌的姑娘，中断了悠扬的小合唱，稍一商量，笑着齐声大喊：“清华姐，汽车来………了，快………点！”

莫名其妙的张清华从宿舍里跑出来，一见汽车立刻满脸通红，高兴得像见了亲哥哥。

汽车满载着滇北的著名水果“昭通梨”，是给泸州蔬菜水果公司运的，但其中有六筐属司机自己捎带。六筐中，五筐卖给连队，他分钱不赚而且没运费，价格比这儿便宜得多，另一筐，则一半免费给当官的以及张清华的好兄弟好姐妹们大嚼，一半将在汽车返回途中绕道给张清华家中送去，同时送去的好象还有点其它云南土特产。

司机要张清华给他随便“划”张条子，他便凭条子去找张清华的家。

张清华不“划”，想等车从泸州返回后请假同司机一块走，满心欢喜的她要亲自把大梨和英俊的小伙子带回家。出来已好几个月，本来也该回去看看了，她邀吴玉兰作伴。

吴玉兰给密友当“伴娘”当然义不容辞，何况自己也该回家看看爹妈和弟妹了。另外，指导员的事在心中已渐渐平静，家乡还有一个在感情上不知该不该了结的黄成。

几天后，漂亮的汽车开到了张清华家门口，张清华的爹妈喜出望外：不听话非要出去搞武斗的宝贝女儿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子！最令人满意的是：同女儿以前来往的小子们不一样，那些小子都是“两个肩头抬着一张嘴”的、没工作没手艺的“吃货”，而这小伙子不仅有正式工作，还是个司机！

在广袤的大地上，尤其是山区，该地如果没有轮船火车，开汽车往往就被视为很好的职业，老两口的高兴劲可想而知。他俩立即张罗起了晚宴，眉开眼笑地请小伙子嗑瓜子，吃酥麻糖，没有儿子的两老，觉得矜持的小伙子比自家的两个野丫头更可爱。

晚上，张清华把小伙子安排在自己的闺房，自己则去挤已十六岁了的妹。在替小伙子准备房间时，她去掉了闺房内所有的锁，同时，也将屋内一切与男性有关的东西，如男同学或男朋友们的照片、来信、武斗初期某男同学送的精美藏刀等等，通通仔细地收了个干净。

张清华的爸，是县委招待所里的掌勺大师傅，凭着他的可畏身份，装满百货纸箱的云南车，安稳地在县委大院的车库里整整锁了两天，管车库的老头还不时地在车库前后转转，然后到张清华家里报个平安，抽支小伙子的云南烟。

汽车走后，遵从司机的建议，张清华不再去前线“拿生命开玩笑”了，两位老人对此十分满意。

第八章

八　　　　“金　凤　凰”的　家

吴玉兰与张清华请的都是半个月的假，但才一个星期，吴玉兰就执意要回前线了，不顾张清华的百般劝留。

她不能不走。

她的母亲，一个几乎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不仅没工作不挣钱，而且每天还要吞服三、四包两分五厘钱一包的解热止痛散，少一包就痛得呻吟。专职生病而没劳动力的她，早已有了药瘾。别小看了这一天的一角钱，它约等于全家一天菜钱的二分之一了。据说那病痛是当年生吴玉兰坐月子时害下的，自然便是“功劳病”，必须精心侍候的。父亲在清管所拉粪车，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就拉着长粪桶架子车穿街走巷，长声吆喝居民们开门出来倒马桶，但就忙那么五、六个小时，十二点左右就忙完活洗完澡下班了。下午则较轻松，去清管所仅是收拾收拾工具，洗洗衣物，有时开点会，混到下班。他工资很低，但幸亏好歹算个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是铁饭碗，职业虽然不好，可是一家人吃不饱也饿不死。

父亲是共产党员，还当过作业组组长，管理过全城四分之一的公共厕所，但只干了两年。被撤职的原因是，那年城郊的农民结伙进城偷粪，他制止不力，使国家财产大受了损失那粪便是要卖给国营农场或人民公社的。在那次失败的护粪斗争中，他还同几个清管所的工人一道，被偷粪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用扁担打了一顿。从那以后，他就被降职下来拉上了大粪桶。

当了只能听人指挥的“大耳朵老百姓”后，觉悟低了，父亲便异想天开地搞副业挑水卖，从河里挑上街倒到居民家的水缸里，两分钱一挑。不料这就成了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典范，险些儿丢了党籍。*开始后，小小的清管所里实在没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可抓，便旧事重提，说他是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活罪证，把他揪出来，陪所里的小小当权派游了几次街。那些日子里，他成天精心保护和修补着一块大纸牌，牌上有绳，供吊在脖子上用的，打孔穿绳的地方被他用针线缝得很结实，牌上很精准地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的败类吴德贤”十九个字。“吴德贤”三个字是倒着写的，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似的给打上了红叉叉。

最令吴玉兰气愤的是：有人上台义愤填膺地揭发，说父亲往人家水缸里倒水时，桶底下还掉下了蛆！台下顿时大哗，有人跳上台去对父亲又打又踢，把他的头按得低了又低。其情景是弟弟从会场上回来告诉的，弟弟是家里派去观察情况的“侦察员”。父亲每次回来对挨打受骂的事从来不提，见一家人淌眼泪，反而笑家里人是过分担心少见多怪，并做出共产党员的样子，要大家在思想上跟上革命的大好形势。

吴玉兰至今仍大惑不解：明明毫无根据又极不合情理且经不住推敲的谎话，咋敢拿到大会上去胡说？她更不理解居然那么多人都会相信！也许她永远不会明白：只要足够地无耻，欺骗一群人比欺骗一个人容易得多，一个人需要的是事实，而一群人需要的仅是气氛，气氛则只要投其所好推波助澜就成！她更不会明白的是：这是政治运动，政治的原动力往往不是真实与公理，而只是少数人的欲望和情结，当我们身临其境时，可能会更加地意气，因此人们才期盼圣人。

其实，清管所里最讲卫生，不仅粪便不拉到里面去，不可能有粪蛆，而且在那个所谓最没有国营单位优越感的地方，尽管全城的街道居民至今还把自来水看成奢侈品，而承蒙政府的关怀，那儿的工人却早已用它天天烧水洗澡洗衣了；人们年复一年地，每人每月凭票限购着半块肥皂，但所里的肥皂从来就没缺过。按规定，里面的工人个个都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洗澡勤换衣，上班穿用的衣服鞋袜手套毛巾等，从不往家里带。更何况，两个大水桶，是吴玉兰去买回来，亲手换的铁箍亲手打的桐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可是干这些粗细活的好手。父亲只是待一切都弄好了，才挑着去河边的，两个水桶根本就没到清管所里去过！就算去过，桶要在河里反复打水，脏东西怎么在桶底沾得住？由此事她这辈子第一次领教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有荒谬和险恶。

但不管她怎样想不通，终究还是白花了一笔买桶的钱，家里从来就是吴玉兰和妹妹挑水，用不上那庞然的大桶。今年才十二岁的弟弟更不会用它们，他只会吃。只要能进口的东西，弟弟都吃，比谁都能吃！国家规定一日三餐每顿只准吃二两三钱三三三……口粮的他，比每月有二十五市斤定量的成年人更能吃。还偷吃！家中万一有点剩菜剩饭，八成会不翼而飞，有时连坛子里的泡咸菜，他也要偷点装在衣兜里跑出去嚼一通。妈总护着他，说他开始窜个子了，经不起饿，好象女儿就该喝西北风似的。

从前，吴玉兰食宿在学校，有点助学金。当红卫兵大串联回来后，一家五口围着个小木甑，连掺红薯块的苞米饭都吃不饱，熬稀饭还要加豆渣。自家一年难得磨一次豆花，故也没豆渣作副食，全靠去菜蔬社豆腐房买。那本是喂猪的东西，但买去作人食的还不少，每次都要排半天队才有可能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