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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密谋 6（第1页）

八月一日早上，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信到了罗马。这个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邮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后回到了酒店，当他穿过酒店大堂的时候，一个行李员从背后喊住他：“先生，请留步——”

他像往常一样傲慢地转过身。他不认识这个意大利佬，但这也没什么不对。他每天都大摇大摆穿过酒店大厅直奔电梯而去，从来不注意他们。这个黑眼睛的年轻人朝科瓦尔斯基走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给一个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据说他是个法国人……”

这通叽里呱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不过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尽管发音很糟糕，他还是听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过这封信，盯着写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记的是别的名字。他不看报纸，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报纸发表了一则独家新闻：“秘密军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正藏在这家酒店的顶楼。

就他本人而言，应该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不过这封信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数生活简单的人一样，收到一封信可是个重大事件。意大利人站在他旁边，仰起头，用他那双西班牙小猎犬般的眼睛望着他。科瓦尔斯基仿佛能从对方讨好的眼神里看出，他科瓦尔斯基就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能够帮对方摆脱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该拿这封信怎么办）。

科瓦尔斯基俯视着他。“好吧，我来问问看。”他傲慢地说。意大利人的眉头仍然没有舒展开。

“问问，问问。”科瓦尔斯基反复说着，用手指着天花板。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

“啊，是的，问问。您真好，先生，太感谢了……”

意大利人还在做着手势表示感谢，科瓦尔斯基早已丢下他，大步走开了。他乘电梯到了八楼，刚出电梯就碰到了在楼层服务台的当值保镖，拿着自动手枪，手指搭在扳机上。两人对视了一秒，那个保镖把枪的扳机保险合上，然后放进口袋。他只看到了科瓦尔斯基，电梯里没别人。这纯粹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指示灯显示电梯正越过七楼的时候都会这样。

除了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走廊尽头的太平梯门口和楼梯处都各有一个保镖。楼梯和太平梯两处都安装了炸弹，酒店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走廊的楼层服务台下面有个开关，只有从那里把炸弹引信的电流切断，炸弹才不起作用。

第四个白班保镖的位置是在头头们所居住的第九层的楼顶。为了对付可能的进攻，还有三个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他们值完夜班正在睡觉。不过如果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会立即醒来，几秒钟内就可以开始行动。八楼的电梯门被从外面紧紧焊住了。但如果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灯显示电梯要上到这一层，这就表示警报。这种事情只因为意外而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乘电梯给房间送饮料时误按了“9”。他的这个举动迅速让他吃到了苦头。

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给楼上打电话，通知他们邮件到了。然后示意科瓦尔斯基上去。这位前外籍军团下士已经把给自己的信塞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了，给头头们的邮件则放在左腕用链子拴着的一个钢制的匣子里。链子和匣子都上了弹簧锁，只有罗丹有钥匙。几分钟后，“秘密军组织”的这位上校把两个锁都打开，科瓦尔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下午晚些时候，他还要去换楼层服务台保镖的班。

在八楼后面他自己的房间里，科瓦尔斯基终于开始看信了。他先看了签名，很是惊讶，这是科瓦茨写来的，他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他了。科瓦茨几乎不会写字，就像科瓦尔斯基几乎不识字一样。不过信不长，科瓦尔斯基一个个字地查着字典，终于破译了这封信。

科瓦茨开头说到，写信的那天，他“看”到报上的一则新闻，那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新闻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藏在罗马的酒店里。他于是想，他的老伙计科瓦尔斯基应该也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希望走运的话，能寄到他手里。

接下来的几段说的是法国最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巴黎警察到处盘查证件，可上面还是不断下令让他们抢劫珠宝商。科瓦茨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必须上缴抢到的东西。他觉得以前在布达佩斯的日子挺好的，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那时候他干得更出色。

最后一段说他几星期前见到米歇尔了。米歇尔说他和约约谈过，约约说小西尔维病了，一直低烧什么的；总之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他希望她可以很快痊愈，让维克多不要担心。

可维克多真的很担心。“小西尔维病了。”一想到这个他就非常焦虑。在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三十六年的亡命生涯中，没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他才十二岁。一年后，他的父母被一辆盖着黑色篷布的卡车带走了。那时候他已经懂事了，知道姐姐在教堂后面的大旅馆里做些什么。德国人占据了那个旅馆，每天都有很多军官去那儿。他父母很难过，向军管处提过抗议。他当时的年纪已经可以参加游击队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十七岁的时候，俄国人来了。他的父母对俄国人又恨又怕，给他讲了很多俄国人对波兰人做的恐怖的事。所以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人后来都被政委下令枪决了。他像一只被追捕的猎物一样向西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奥地利。在难民营，这个瘦骨嶙峋的只会说波兰语的高个子青年因为饥饿而极度虚弱。他被人看做是又一个无害的欧洲战后流浪贫民。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逃了出来，搭车奔向意大利，然后进入法国。同行的是他在难民营认识的一个讲法语的波兰人。在马赛，一天晚上他潜入一家商铺偷吃的，杀死了试图阻止他的店主，只好继续逃亡。他的同伴离开了他，临别时告诉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外籍军团。第二天他就报了名，当警察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马赛掘地三尺四处查访时，他已经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城市仍然是美国食品的重要进口基地，为食物而杀人的事很平常。由于不能很快找到嫌疑人，这个案子几天后就销案了。科瓦尔斯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外籍军团士兵了。

这时他十九岁。起先老兵们叫他“小家伙”。随后他就向众人展示了他的杀人本领，他们就改称他为科瓦尔斯基。

在印度支那那六年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之后他被送往阿尔及利亚。期间，他曾在马赛郊外接受一门武器训练课程。他在那儿碰到了朱莉。她身材瘦小，但很厉害，在码头边的一家酒吧做清洁工。那天她正和自称是她“男朋友”的人吵架。科瓦尔斯基一拳就把那个家伙打得飞出了酒吧，摔出去六米多远，昏迷了十个小时。好几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连话都讲不清楚，因为他的下颌骨被打碎得不成样子了。

朱莉喜欢这个身形巨大的外籍军团战士。之后的几个月，每晚他都是她的“保护神”，在她下班后护送她回到她在旧港一个肮脏阁楼里的小窝。两人欲望都很强，尤其是她。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就更没什么感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想要这个孩子。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她认识一个老女人可以帮她把孩子打掉。科瓦尔斯基暴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如果她敢那样做就宰了她。三个月后他回到了阿尔及利亚。不过这期间他和另外一个前外籍军团的波兰士兵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成了朋友。这人被称作波兰人约约。约约在印度支那因伤退役，和一个快乐的寡妇结了婚，在各主要车站的月台上经营一辆小吃车。他们自从一九五三年结婚后就一直一起经营。妻子给客人递吃的，他就在后面一瘸一拐地收钱、找钱。晚上收摊之后，约约经常光顾附近外籍军团士兵们常去的酒吧，一起聊过去的日子。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是他在岘港时才应征入伍的。一天晚上，他碰到了科瓦尔斯基。

就孩子的问题，科瓦尔斯基征求约约的意见。约约同意科瓦尔斯基的想法。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

“她想把孩子弄死。”维克多说。

“那个臭娘们！”约约骂道。

“婊子！”维克多表示赞同。他们又喝了几杯，闷闷不乐地望着酒吧后面的镜子。

“这样对孩子不公平。”维克多说。

“这样不对。”约约赞同地说。

“我从没有过孩子。”想了一会儿，维克多说。

“我也没有。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约约回答。

后半夜将近天亮的时候，两个人酩酊大醉，想出了一个计划，并且严肃地举杯庆祝。第二天早上，约约想起了他的诺言，但不知该怎么和妻子说。他花了三天时间，旁敲侧击地讲了一两回，终于在一天夜里，两人都躺在床上的时候把这个事和盘托出了。令他很惊讶的是，他的妻子很高兴。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多回到了阿尔及利亚，重新加入了罗丹少校的麾下。这时，罗丹已经指挥一个营了，又是一场全新的战争。约约和他妻子在马赛，连哄带吓地监督并保护着怀孕的朱莉。维克多离开马赛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这时候再堕胎已经迟了。约约还威胁地指着很快又到处乱转的那个下巴被打残了的家伙。那个家伙现在只要看到外籍军团士兵就很小心畏缩，即使是瘸了一条腿的退伍兵也不敢惹。他游手好闲，又干起以前的下流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