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了两班巴士,杀人之夜无法成眠。在公路休息站的盥洗室,我对着碎裂的镜子,瞥视自己的面容。如果我说,我在镜子里看到的,比较像被做掉那个人的身影,而不是刺客本尊,或许不会有人相信我。而那位透过抄写终于臻至内心平静境界的死者,的确与盥洗室里这个家伙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个人只能汲汲皇皇、无休无止地搭车,随着巴士车轮滚动前进。
第二天一早,返回妙医师的宅邸前,我前往镇上的理发厅剪了头发,刮掉胡子,这样才能对我的嘉娜伪装成一个禀性善良又不屈不挠的年轻小伙子;为了打造一座幸福的爱巢,这位青年成功经历重重严峻考验,并且曾与死神打照面。当我踏进妙医师的宅院,望见宅子的窗户,想及嘉娜正躺在温暖的被窝中等我归来,我的心冬冬地跳个不停,怦怦,怦怦,跳了两拍。梧桐树上的一只麻雀,也和着节拍鸣啭高歌。
玫瑰蕾开了门,我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讶异神情,或许因为才不过半天以前,我在电影放映到一半时,动手干掉她的弟弟。也可能因为如此,我没注意到她困惑地扬了扬眉,像在问我为什么都没听她说话。我没有搭理她,仿佛身处自己家里般,径直朝我们的卧室,也就是我的嘉娜生病时,我离她而去的那个房间走去。为了给我亲爱的小甜心惊喜,我没敲门就开门进房。但是,当我看见角落的床铺一片空荡荡,才开始理解,方才进门时玫瑰蕾对我说了什么话。
嘉娜足足发了三天高烧,后来慢慢康复。病愈可以下床活动后,她曾经进城,打电话回伊斯坦堡给母亲;几天来我音讯全无,她突然决定要回家。
在空无一人的房间,我凝望着窗外后院里于晨光中闪闪发亮的桑椹树,但仍忍不住回眸看那张嘉娜曾经巧手布置的床。一路上嘉娜用来当扇子的《古铎邮报》,现在摆在被她遗弃的床上。我的内心有个声音细诉,嘉娜早就知道我是个瘪脚杀手,我永远别想再见到她;所以我或许干脆关上门,投入仍留存嘉娜气息的床铺大哭一场,直到沉沉睡去。另一个声音则持反对意见,说当杀手要有杀手的样子,要够冷血,不能有不当的情绪波动:嘉娜定然还在尼尚坦石的父母家等着我。离开房间之前,看见窗台边有一只狡诈的蚊子驻足,我刷地单手把它打得稀巴烂。血,脏污了我掌上的恋爱线,我确定被蚊子吸到腹中的,一定是嘉娜香甜的血。
我得在伊斯坦堡和嘉娜重聚,但抛下这一切、离开这座对抗大阴谋的大本营之前,为了自己与嘉娜重行团圆的前景着想,我想去见见妙医师应该会有好处。妙医师坐在远离桑椹树的桌旁,津津有味地吃着一串葡萄。他从埋头研读的书上抬起头,望着我们曾经一同攀行的山丘。
我们平静得像两个闲闲没事的人,讨论着人生的残酷,谈及大自然冥冥中决定人的命运,讨论一种我们称之为“光阴”的精简概念,把沉着与平静这些特质灌输入人类心中。我们提到,除非人能够锻炼出雄心和决断力,否则无论品尝多么多汁的葡萄,也会索然无味。我们同时聊起,若要达到不受曲解的真正人生境界,需要培养高度的觉察力与渴望,不必理会它是宇宙中某个伟大的指令,或者豪猪扑扑簌簌匆匆奔过我们身旁的机遇巧合,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杀一个人一定要具备成熟的特质。我过去对妙医师的钦佩之情依旧,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对他的恻隐和宽容之心如同潜伏的疾病,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因此,当他建议我陪他去探视死去儿子的墓地时,基于这个理由,我很坚定地拒绝,而且没有冒犯他。我说:这么多天昏天暗地集中精力处理要务,真的把我累坏了;我应该回家去找妻子,好好休息一番,这段时间一定会整理思绪,再决定是否接受他托付的重责大任。
妙医师问我,有没有机会试试他送的礼物;我告诉他,自己当然测试过,而且对它的性能满意得不得了。我这才想起,那只舍奇索夫手表还在口袋里。我把表拿出来,摆在盛装葡萄的黄金碗旁,告诉妙医师,这是一位有一口烂牙的悲痛可怜经销商,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拜与尊敬所奉上的一点心意。
“这群悲情的苦命人、可怜鬼、没用的家伙!”他说道,斜望了那只手表一眼:“他们想过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子,死抓着珍爱的宝贝不放,到头来就会苦苦黏着像我这样的人,只因为我给了他们希望,许诺他们一个公平的世界!外来势力已经被证明一心要摧毁我们的生命和记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你在伊斯坦堡下定决心之前,请仔细考虑,要如何帮助这些破碎的灵魂。”
而在那一刻,我脑中考量的是,尽快在伊斯坦堡找到嘉娜的机率有多大。我要以甜言蜜语哄她回到这幢宅子,从此我俩将在这座反大阴谋的重镇,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回到迷人的妻子身边之前,”妙医师以法国翻译小说的调调说道:“把那件紫色外套脱掉,好吗?你穿着看起来像个杀手,不像英雄好汉。”
我立刻坐上回伊斯坦堡的巴士。母亲开门时,晨祷已经开始,我没对她解释关于自己一直追寻的黄金国度,也没提到她如天使般可爱的儿媳妇。
“你不可以再这样离开母亲了!”她说,然后去打开瓦斯热水器,在浴室里放热水。
我们就像过去一样,静静地吃早餐,只母子两个。我了解我妈,她就像那些儿子被卷入政治与基本教义派洪流的母亲一样,总是一声不吭;她认为我被内陆地区的磁力给吸走了,如果开口问我原委,我的答案会吓坏她。当母亲敏捷又灵巧的手在红醋栗果酱旁停了半晌时,我在她的手背上看见点点泪痕,让我觉得自己又回到原来的旧世界了。我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过日子吗?
用过早餐,我坐在书桌前望着那本书大半天,书本还放在原处摊开着。但我这种“看”法,不能称作“读书”,应该更像回想,或是受苦……。
母亲过来和我说话时,我正打算出门找嘉娜。
“对我发誓,天黑以前你会回来。”
我做到了。接下来整整两个月,每天早上我离家时就发誓,但嘉娜音讯杳然。我去了尼尚坦石,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街上,在她父母门前等候,按了门铃;我过了好多座桥,搭了好多趟渡轮,看了好多场电影,打了好多通电话,却得不到答案。我说服自己,十月底开学时说不定她会在塔斯奇斯拉馆现身,但她没来上学。我在那栋教室大楼的走廊走一整天,有时上课看见酷似她的身影经过靠走廊的窗边,便冲出教室拔腿狂奔;有时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有时失神地望着人行道与街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人潮。
在人们打开空调暖气、点燃壁炉的第一天,我带着精心构思的剧本壮胆,按下我“失踪同学”父母家的门铃,低声下气地对他们说自己努力准备、钜细靡遗的烂台词。他们不仅没有提供我嘉娜的下落,也没告诉我可能在哪里找到她。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二度造访他们,公寓内的彩色电视机里正流洩着精采足球赛的影像。我推敲,他们企图探我的底。他们询问我到底有何动机,告诉我其实他们知道不少,但不会说出去。我走投无路,凭着电话簿里的名字找到她的亲戚,希望探得一些讯息。与她那些脾气火爆的叔叔、追根究柢的姑妈、口风很紧的佣人、拖着鼻涕的侄子和侄女对话后,我从他们口中得到的唯一结论是,嘉娜在大学念建筑。
至于嘉娜的建筑系同学,长久以来就对自己天马行空编造出来的嘉娜传奇,以及穆罕默德在小型巴士站被枪杀的八卦,深信不疑。听他们说,穆罕默德之所以挨枪,是因为卖兴奋剂的毒贩正在他打工的饭店分赃;另外还听到耳语,说他无法自拔地成为狂热的基本教义派。有人说,嘉娜被送到欧洲某处就学,有些心机重的上流社会家庭经常把爱错郎的女儿送出国避风头,但是据我向注册组调查的结果,证明根本不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我甚至没有对别人谈起这段经年累月、窥视刺探消息的精采过程,也没跟外人提起我足以和杀手匹敌的冷血心机,以及某个倒楣鬼心中残存的美丽幻想。基本上,嘉娜芳踪成谜,我无从得知她的音讯,也追踪不到她的下落。我修了缺课一学期的课程,然后又完成另一门学科。我没有再和妙医师或他的手下联系,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还忙着杀人。和嘉娜一样,他们都在我的美梦与梦魇中消失。接下来,夏天到了;然后秋天来临,下学年展开,我顺利完成课业,再下一个学年也是如此。接着,我去服兵役。
退伍前两个月,我接获母亲过世的消息。我获准休假回伊斯坦堡,以便赶上丧礼。母亲火化了。借宿朋友家几晚之后,我回到家,感觉一片空虚。当我望着厨房里吊挂的锅碗瓢盆,听见冰箱哀伤的叹息,它以惯常的哼嗯低喃流露哀悼之意。我被孤单地留在这个世间。我躺在母亲的床上,落下几滴眼泪,接着打开电视,像母亲一样,抱着寻乐和认命的心情坐在电视对面,一看就是大半天。入睡前,我从藏书处取出那本书,放在桌上开始读着,希望它带来第一次阅读时我感受到的同样震撼。尽管这一次,没能领会到书中散发的光芒照耀在脸上,或是感觉自己的身子从椅子上抽离,但我体会到内心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