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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论》评论赵高说：“秦之所殄灭而降辱者，六王之后也；戍之徒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县之民也；而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故怨在敌国，而敌国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祸必发于小人。故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圣人且难之，况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测也，刚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秦的功绩是灭六国，立郡县，受侵夺的是六国之后，受压迫的是郡县之民。但是，灭了秦帝国香火的，是阉人赵高。王夫之只能在圣人的经典里找答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我们总觉得似是亦非是。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有个孩子因偷了家里的钱去玩游戏，后来怕父母知道，索性杀了父母。这也是“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赵高有些畏惧二世，可能是因为非常喜爱他，他最害怕的也许就是二世对自己的失望，他内心最不能接受的可能就是二世面对面的抱怨和指责。有个故事，说有个人面对大恩人，无以为报，索性一刀砍了恩人。赵高的心理或和这个故事有类似之处？

我始终觉得赵高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他在二世面前一直保持着忠诚、博识的形象，他无法接受二世看破这一切之后的一切的一切。他杀机一起的刹那，肯定有丰富的心理活动，应该也有斗争和犹豫。以丧心病狂来解释赵高的行为，能说得通，也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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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阉人（2）

二世临死之际，有两个细节：第一，他问身边的近侍，如果你们早点儿告诉我，何至于此？近侍的答案堪称经典：“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最后知道阴谋的总是受害者。第二，二世问，能不能见一下丞相赵高，回答是见不着，二世这时最想做的事，就是盯着赵高的眼睛，一切尽在不言中。二世又接着请求，愿得一郡为王，愿为万户侯，愿和老婆一起做平头老百姓，条件越开越低，答案却只有一个“弗许”。不过最后一个条件在死后满足了：以黔首葬之。

赵高弑（用个专业的词）二世之后，又立子婴为秦王，等于宣布统一的帝国法统更改，继续回到了战国时代。许多事情，退而求其次亦不可得。

子婴究竟是秦始皇的儿子，抑或孙子，没闹清楚，反正是秦始皇的嫡子孙。他在祖业毁灭的最后时刻，把帝国不赦的罪人干掉了。《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凡二年）◎《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凡二年）

过秦论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贾谊论曰：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6～298页

秦帝国猝亡，震惊了当时代的所有人。要知在秦之前，夏、商、周，都是几百年的江山，这种长间距的朝代更替，影响了秦始皇，所以他说起来一世、二世到万世连个磕都不打，也影响了当时代所有的人。强大的帝国眨眼间大厦颓倾，对当时人们的震撼那是相当大。

子婴是秦始皇的儿子也好，孙子也好，最终作为亡国之君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最后成了考察刘邦与项羽政策水平的符号性人物。刘邦讲政策，留下了子婴，项羽不讲政策，杀了子婴。毛泽东熟读史书，深知杀降不祥，因此对国民党俘虏比较优待，他老人家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秦帝国诚如贾谊《过秦论》所言，“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土崩瓦解于瞬间。这种巨变在当时就是社会学热点问题，一直到后世，说起王朝兴衰，天下兴亡，莫不从秦亡说起。开言不说秦二世，说尽兴亡亦枉然。

贾谊的《过秦论》是经典的总结性文字，全篇行云流水，文采极好，最后把主题扣在了“仁谊不施”四个字上面。对不对？对。但是，这个答案也过于“标准”了，套在谁头上都行。

讨论秦帝国的灭亡原因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文章，相信是汗牛充栋。我这里，只能凭感觉说两条。

从民意基础看，“天下苦秦久矣”，确实是“仁谊不施”。一是政治高压；二是经济上国有重点工程太多，劳民伤财；三是严刑峻法，以暴力为先，人民的私人生活空间不够。注意，从报道看，秦帝国没有出现后世经常出现的苛捐杂税过多、官员腐败等问题。

从施政得失看，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力量让人心归附，反而焚书坑儒，拒绝和文化精英合作。当时整个社会还不习惯过大一统的生活，巩固人心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也是个历史性的任务，交给秦始皇父子完成也确实有些困难，但他们忽略了全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的确是个错误。这个任务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基本完成，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框架终于构建起来了，以后就只剩逐步完善的装修工程了。

从政权交接看，完全失败，秦始皇没有做好安排，如果接班人选择好了，即便出现前面这些问题也可以拨乱反正，也可以萧规曹随。总之，坚持正确，修正错误，和我党一样，执政经验越来越多，手法就会越来越高明。接班人选错了，不仅好的经验不一定能留下，而且所有的失误都会无限放大。说实话，哪朝哪代不对老百姓严刑峻法？哪个皇帝不搞重点工程，穷奢极欲？变相搞过焚书坑儒的也是屡见史册，也不一定就会一夫发难全面崩溃。

儒家讲究“好人政治”，虽然不符合现代理念，但咱们中国的历史反反复复就是证明了这一点。

黄袍加身岂止在陈桥（1）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8～299页

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是刘亭长的基本班底。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陌生人靠规章制度、操作手册一类的东西是组织不成有战斗力的团队的，领袖或者老板要有自己的班底，要有一帮子弟兵，虽然事业做大了，要及时地把人才路线更张为“五湖四海”，但老班底沉在下面仍然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