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待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做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在民国以前,属于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
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前世出家今在家(7)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令周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入狱前的最后的文字。
对照周作人的文字和吴梅村的文字,你会对吴梅村深怀敬意,他在《临终诗四首》之一写道: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悔恨到死,槌胸泣血。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逝世。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周作人有过这样忏悔的勇气么?在吴梅村面前,他应该有的是惭愧吧,有的人为自己的过失进行忏悔,用忏悔为历史画句号;而有的人却对自己的过失漂白,最后像鸭子死掉,还留一张硬嘴,脸都没有了,还留狡辩的鸟嘴有何用处。
四
一九六六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岁的风烛暮年。他早年说的寿则多辱,毫厘不爽的应验。
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宅,砸烂周母牌位。两天后,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卧室砸得稀烂,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逼迫他老实交待罪行,并将周作人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还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年老齿稀,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周作人的两条腿很快就出现浮肿。
周作人曾两次将写好的“呈文”交给儿媳张菼芳,叫她背着红卫兵转交派出所,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并准备了一瓶开水,然后去上班。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顺眼,他便打电话给张菼芳。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属匆匆销了户口,火化,连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来。周作人也算是效法了和尚,火化了事,但不知他的舍利子有几?
但我想到鲁迅先生在《孤独者》里曾写到人的死灭,周作人临死前,他会像鲁迅正视死亡,把人间的惨烈说出吗?在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是牙关紧锁,探到了人生的哀痛莫过于此:
粗人扛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殳。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周作人到不了这样的深度,他的绝望被风雅化解,他不愿把悲剧让人看,最后他自己却搬演悲剧让历史和人共评点。
周作人曾有一文《死法》,像是谶语:
统计世间死法共有两大类,一曰“寿终正寝”,二曰“死于非命”。
寿终的里面又可以分为三部。一是老熟,即俗云灯尽油干,大抵都是“喜丧”,因为这种终法非*十岁的老太爷老太太莫办,而渠们此时必已四世同堂,一家里拥上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实在有点住不开了,所以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