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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捕，真正的罪犯就可能犯下更多的罪行。如果这个犯罪团伙后来被抓住了（这总是可能的），　这个谎言将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人们对刑事公正体系的信任会受到破坏。这里的道德是，虽然有人可能认为（think）通过这样的行为会带来最好的结果，但人们不可能确定这一点。实际上，经验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功利不会通过陷害无辜的人得到。

在其他反功利主义论证中引用的案例也是一样。撒谎、侵犯人的权利、不守诺言和切断一个人的个人关系，所有这些都会带来坏的结果。只是在哲学家的想象中才不是这样。在真实的世界中，偷窥癖汤姆被抓起来了，与警官斯托里和他那伙人一样，而他们的受害人承受了痛苦。在真实的世界中，如果人们撒谎，其他人会受到伤害，他们自己的名誉也会受损，而如果人们不守诺言，不知报恩，他们就会失去朋友。

这是第一道防线。它到底多有效？不幸的是，它包含的夸口多于实质。虽然它看似有理地提到，大多数像做假证一类的行为在真实的世界中有坏的结果，但并不能说所有这样的行为都有坏的结果。至少通过做那些一般的道德常识谴责的行为，确实曾经给人带来好的结果。因此，至少在有些真实生活的案例中，功利主义会与常识发生冲突。而且，即使反功利主义论证不得不完全依靠想象的例子，那些论证仍旧无论如何都保持着它们的力量，因为表明功利主义在假想的例子中有不可接受的结果，是指出它的理论缺陷的有效方式。所以，第一道防线的辩护是很脆弱的辩护。

第二个辩护：功利原则是选择规范的指导，而不是个人行为的指南。第二道防线承认，功利主义的古典版本与道德常识是不一致的，并且建议，通过赋予它符合我们的常识评价的新形式而挽救这一理论。在修订理论的过程中，修订的技巧是识别出导致麻烦的特征，然后改变这个特征，只保留其余的部分。使古典版本产生这些不受欢迎的结果的特征是什么呢？

古典功利主义陷入麻烦的方面是，它假定每个人的行为根据功利原则来评价。如果你偶尔有点想容忍做假证，这个理论的古典版本会说，这样做是不是错的取决于那个特定的谎言的结果；与此相类似，你是否应当信守诺言依赖于那个特定的诺言的结果；我们已经思考过的每一个例子都是如此。这就是导致所有麻烦的假定，也正是它引向这样的结论：你可以做任何成问题的事情，只要它有最好的结果。

因此，新版的功利主义修改了其理论，以便不再根据功利原则来判断个人行为，而是首先问：从功利主义观点看，哪些规范是可选择的？换句话说，如果要想使幸福最大化，什么规范是我们应当遵循的？然后，再根据这些规范来决定个人行为是可接受的还是不可接受的，以此来判断它们正当与否。这个新版的理论被称为“准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以区别于原来的理论，现在一般称为“行为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7章　关于功利主义的争论（7）

准则功利主义对付反功利主义论证没有困难。当行为功利主义面临麦克克洛斯基描述的情形时，总想归罪于无辜的人，因为那个特定的行为的结果将会是好的。但是，准则功利主义不会以这种方式推理。它会首先问，什么样的一般原则倾向于促进最大的幸福？假设我们想象两个社会，在一个社会中忠诚地坚持“不要容忍陷害无辜者的假证”这样的规范，另一个社会中不遵循这样的规范。哪个社会中的人们境况可能更好？从功利主义的观点

看，第一个社会更好。因此，反对归罪于无辜者的规范应当被接受，通过诉诸这一规范，我们得出结论：在麦克克洛斯基的例子中，那个人不应当做假证陷害无辜者。

类似的推理可以用于建立关于反对侵犯*、不守诺言、撒谎以及所有其他情况的规范。管理个人关系的规范——要求对朋友忠诚、爱护自己的孩子，等等——也能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我们应当接受这些原则，因为遵守它们、把它们作为常例的习惯会促进一般的福利。但是，一旦诉诸功利原则建立了这些规范，我们就不得再援引决定特殊行动的正当性的原则。个人行动只有通过诉诸这些已经建立的规范才能得到证明。因此，不能说准则功利主义与道德常识相冲突。通过从证明行为到证明规范的着重点的转换，功利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直觉判断相一致。

然而，当我们问是否有例外（exception）时，准则功利主义的严重问题就出现了。在准则功利主义的“理想的社会法典”建立起来之后，是不是不管规范带来的是什么都要遵守规范呢？显然会有这样的情况，法典禁止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会使功利最大化，甚至带来数量巨大的功利。那么，这该怎么办呢？如果准则功利主义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违背法典，它就似乎陷入了行为功利主义。相反，如果它说，我们不能实施“禁止的”行为，那么，正如哲学家斯马特（Smart　）所说，功利主义最初对促进福利的关心就已经被替换为非理性的“准则崇拜”。

这种反对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根据准则功利主义，什么最重要？仅仅是幸福，还是像这样的事情：正义，尊重人的隐私，信守诺言？如果幸福是重要的全部，那么，幸福最大化应当成为个人行为的标准，但是，幸福最大化在准则功利主义中不是行为的标准。如果正义、隐私和诚实最重要，那么这个理论似乎就不是功利主义了。而且，如果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那么为什么在构建道德规范时不应该考虑它们？虽然准则功利主义有直觉的吸引力，但它仍然是功利主义和常识之间并不稳定的一种折中。

第三个辩护：“常识”是错的。最后，一些功利主义者对反功利主义论证提供了很不相同的回应。那些论证指出，古典理论与普通的正义概念、个*利等不一致，而这些人回应说：“那又怎样？”1961年斯马特出版了专著《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概要》（An　Outline　of　a　System　of　Utilitarian　Ethics），他在反思那本书中的观点时指出：

显然，功利主义有着与通常的道德良心不相容的结论，但我倾向于持这样的观点：“通常的道德良心更糟”。这就是说，我倾向于拒绝检验一般伦理原则的通常方法论，即通过看它们在特定情形下如何与我们的感情相符合来检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7章　关于功利主义的争论（8）

这个类型的功利主义——顽固的、拒不认错的功利主义——提出了对反功利主义论证的三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所有的价值都有一个功利主义的基础。功利主义的批评者说，这个理论不可能搞清楚我们最重要的价值的含义——例如，爱和友谊的价值、正义和权利的价值、信守诺言的价值。因此，在诉诸正义的论证中，功利主义不可能搞清楚，当撒谎会使全部的善最大化时，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撒谎，让无辜者承担罪责。换句话说，批评者宣称，一些价值独立于功利，他们说，信守诺言或者尊重他人隐私会使人们更幸福的解释，并不能使它们是善的的原因得到透彻的说明。

但是，根据斯马特那样的哲学家的观点，我们应当认真地、逐一地思考这些价值，并且思索它们为什么是重要的。在真实的世界中，当人们说谎时，其他人受到伤害，而他们自己则名誉受损。当人们不守诺言，或者没有报恩时，他们会失去自己的朋友。当人们不尊重彼此的隐私时，会感到尴尬和屈辱，并且每个人都会感到更易受伤害。当人们不比关心陌生人更加关心他们自己的孩子时，孩子会感到没有爱，有一天他们也会对父母不好。总之，功利主义并不是与我们不应当撒谎、不应当侵犯他人的权利、不应当不守诺言的思想不一致，恰恰是功利主义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应当不做那些事情。

而且，如果没有功利主义的解释，这些责任会显得很神秘和难以理解。有什么能比某些行为“在自身中”正确——如果它们没有产生有利的观念——这样的思想更神秘？有什么能比我们拥有那样的“权利”——这些权利与承认它们所产生的利益无关——这样的思想更难以理解？根据这种思路，功利主义不是与常识不相容，相反，功利主义证明了我们所拥有的价值。所以，我们最深的忠诚一定是对于功利原则的。如果撒谎能使幸福最大化，那么我们就应当撒谎。

第二个回应：当情况是例外时，我们的内在反应不足以相信。虽然有些不正义的情况服务于公共善，但那些情况是例外。撒谎、不守诺言和侵犯隐私通常引向不幸福，而不是幸福。这种观察形成了另一种功利主义回应的基础。

再次考虑麦克克洛斯基的受做假证诱惑的那个人的例子，为什么我们会立即并且直觉地相信陷害无辜者、去做假证如此错误？有些人说，理由是纵观我们的生活，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欺骗导致的悲惨和不幸。于是，我们直觉地谴责所有这样的谎言，甚至那些并未导致悲惨和不幸的谎言，但是，当我们谴责那些并未导致不幸的谎言时，我们的直觉能力没有奏效。毕竟，我们的直觉反应有一个功利的基础。因此，在面对不寻常的情况时，也许我们应当相信抽象原则而不是我们的内在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