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蘅虽然早就开始准备出国,托福考了,材料写了,但这事儿一直拖着没定。原因当然就是他妈付丽玲坚决不同意,怕儿子在国外吃苦受罪。之前说起出国的事情,唐蘅的态度一直是“再说吧”,眼下却忽然就决定了,不在国内读研。
“没什么,”唐蘅淡淡地说,“在武汉待腻了。”
“噢,是有点腻……你不是还能保外校吗?”
“国内的学校都差不多。”
“那阿姨那边……”
“见面再说吧,”唐蘅打断她,“别忘了晚上有演出。”
空气潮得像一颗一颗水滴悬浮在空中,加上汉阳大学向来以植被覆盖率高闻名,走在小径上,鼻息间满是湿润的青苔的味道,这味道有点像草腥味,又多几分干净的霉味。唐蘅实在太熟悉了,印象里每个在武汉度过的夏天,都被这种味道填满。
但是他确实待够了。准确来说武汉并不是他的家。付丽玲是苏州人,他爸是石家庄人——就是那个盛产摇滚乐队的地方。但他既不熟悉苏州,也不熟悉石家庄,他爸去世前在北京的高校工作,他便在北京度过了人生的前十一年,后来他爸出差时遇到车祸,走了,那时付丽玲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便带着他离开了北京这个伤心地。那几年他们频繁地搬家,郑州,深圳,上海,无锡……最后还是大伯说:“孩子要念高中了,来我这儿吧,我管他。”于是高一那年唐蘅来到武汉,一待就是六年。
六年了,他厌倦了那些老师看他时的慈祥怜爱的目光,潜台词那么明显——这个孩子是很可怜的,从小没了父亲,妈妈又不在身边。因为他可怜,因为他是唐教授的侄子,所以他应该受照顾,所以他取得的成绩都是受照顾的成绩——可笑不可笑?
当然他听过太多类似的流言,早已无所谓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当李月驰说出“草包”两个字的时候,仿佛一盆开水泼到脸上。唐蘅想,也许因为那是李月驰,一个农村走出来的、摸爬滚打坚持到今天的人,似乎这种人的不屑总比其他人的更有冲击力一些。
唐蘅来到社会学院,电梯上四楼,他轻车熟路地推门进去。
“大伯,还在写?”唐蘅走到书桌前,看见唐教授手持毛笔,桌上一张雪白宣纸,已经写了一半。
“诶你这话怎么说的,”唐教授瞪他一眼,“我昨晚作的赋,你看看怎么样?我打算把这个裱好了送老安……”
“人家要么?”
“不要也得要!”唐教授有点气急败坏,“我昨天刚听他说的!他家新房子快装修好了!”
唐蘅一阵无语。他大伯虽然做社会学研究,却对这些舞文弄墨的事格外感兴趣,且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谁劝都没用。
“你不是说下午有事吗?”唐教授抿一口茶水,“正好帮我看看,这句话用‘览’还是‘望’?我琢磨半天了。”
“都差不多,”唐蘅说,“你把你学生叫来吧。”
“你说你不来,我刚让田小沁回去了!”
“那李月驰呢?”
“哟,”唐教授笑了,“你也听说那孩子了?”
“是啊,”唐蘅面无表情,“数学系第一么。”
“那孩子做事很靠谱,你跟着他,多学学怎么处理数据。”
唐蘅冷着脸,没说话。
唐教授美滋滋地写他的书法,唐蘅则坐在他的椅子上,随手从书架上抽了本书翻看。没过多久,办公室的门被敲响,唐教授一边写字一边说:“进来。”
李月驰走进办公室的一瞬间,表情就凝固了。
“月驰,来了呀,”唐教授放下笔,“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唐蘅,咱们学院的大四本科生。唐蘅,这是我今年新招的硕士,你的师兄。”
唐蘅坐着没动,皮笑肉不笑地应了句:“你好啊。”
李月驰顿了几秒,垂下眼低声说:“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