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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谬种 第一节（第1页）

去福利院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小苏却意外发烧了。我和杨迟往他嘴里塞了一颗退烧药，将其架上出租车，车开到半路，又意外地下起了小雨。我记得这天，一九九七年的好日子，我们从戴城的南郊一直杀到东北角很远的山后面，那一带有座寺庙，多年来它一直是戴城的旅游景点，然而作为本地人，我们很少涉足此地，它太荒凉也太遥远了。随着汽车出城，穿过开发区平坦的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路边的风景变得凌厉起来，高楼消失，房屋渐稀，树木浓郁得像是炸开了。司机越开越快，老杨坐在副驾位置上，不停地转头看他。

我们在无人地带寻找福利院，出租车绕着圈子跑，最后杨迟才找到进口的路，十分阴森，两侧的竹子都像要倒下来似的，路上尽是石子，汽车碾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随口说，昨天看报纸，这附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们的司机崩溃了，他停下车，从驾驶座跳了出去，沿着道路往里跑。我们看着他去远，杨迟说：“这辆车给我们了？”这时司机又跑了回来，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站在车前，做出鱼死网破的样子大喊：“把车还给我，把车，把车，还给我，求求你们。”

杨迟下车安抚他：“我们不是劫车的，也不是绑票了到这里来抛尸的，我们去福利院。”

司机拿着竹竿说：“我不拉了，你们走吧，车钱我不要了。”

杨迟说：“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走进去还很远呢，再说又下雨。”

“我不想拉了，我就是不想拉了。”司机提着竹竿说。

他的头发沾着雨水，贴在头皮上，明显已经谢顶。他又老又软，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是我们三个小伙子的对手，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来弄死他的。

他和杨迟对峙，谈话。老杨是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一九九七年他奔波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县城，指导农民使用该厂出产的龙阳牌甲胺磷，他口才非凡，又善于安抚那些敏感而狐疑的心。但是这位司机，他显然惊吓过度了，他端着竹竿不许老杨走近，始终保持两米的距离，他不管老杨说什么，一直重复着“我真的不想拉了”的论调，直至他相信了老杨，相信我们是好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福利院来认养一个孤儿，但他还是说：我真的不想拉了。

我说：“报纸上说，那个死掉的出租车司机，被人从后面套了一根钢丝，勒死了扔在河边。好像还抢了一点钱。”

杨迟隔着车窗说：“你闭嘴。”

小苏撑起病弱的身躯说：“实在不想拉就算了，我们走过去吧。”

小苏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温和的人就是他，最诚实的是他，最有耐心的也是他，他是戴城农药厂的化验员。耐心、温和、诚实，是化验员必备的品质，否则他会干砸。我失业，我不需要任何品质除非有人愿意雇用我。

于是我们下车，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司机扔下竹竿，跳上汽车，踩着油门向后猛退，很快就溜了。小苏说：“我们没有给车钱哎。”

这蛮不错的，三十块钱呢。

细雨弥漫在空气中，两旁的竹枝似乎更低了。我说：“这种竹子叫凤尾竹。”我有个夜大的同学是花匠，他没事就爱带我去认各种植物。老杨说：“凤尾竹又怎么样呢？”我说不怎么样，凤尾竹就是凤尾竹，它的名字代表了它自己。

上了一道坡，竹子也没了，两旁是堆着废砖烂瓦的垃圾场。杨迟说再往里走不多远就是福利院，之前他打电话问过的，坚持一下就能走到。小苏说：“我没问题，我刚在车上发过汗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堵很高的围墙，差不多赶上监狱了。不用说，这就是福利院。沿着围墙走了一会儿，看见两扇大铁门紧闭。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冷雨中听到鸟在围墙里叫着。

老杨走上前去敲门，角门开了，里面伸出一个懒洋洋的老头的脑袋。老杨说：“和院长约好今天来认养孤儿的。”

“哪个院长？”

“杨丽珍院长。”

“她是副院长。”老头说着撤开身子，让我们进去。

福利院不是孤儿院。最初老杨说，他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上海念大学时候许下的诺言，可是他毕业回到了戴城，这里没有孤儿院，只有福利院。福利院里还住着老人和智障。

认养也不是领养。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他只能认养，相当于互助性质吧，贴点钱，给孩子买点吃的。九七年那会儿，电视上经常播这种新闻，还有人拍纪录片，后来都快成流行趋势了。

那天上午，福利院的杨院长坐在刷得雪白的办公室里，她是个看上去很干练的中年妇女。老杨准备了一把证件，杨院长全都没看，直接把我们带出办公楼，沿着一条干净的水泥路往里走。照例，像所有国家单位一样，我们绕过了一个圆形的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有一圈冬青树和草，雨水落在上面，闪闪的，不那么单调了。到处都很安详。

杨院长说：“你们都是好青年。”

教学楼就在眼前，也是翻新过的，分为上下两层。这栋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楼，但我们止步于此，只有一间教室开着门，杨院长把我们带到门口，向里招呼，一位青年教师走了出来。她姓蔺，杨院长介绍了一下。蔺老师说：“哦，那你们进来挑一个吧。”

当时老杨说：别这么说，蔺老师，我们不是来小菜场买菜的。蔺老师默然点头。我看了看她，娇小瘦弱，头发齐肩，脸色苍白。她的神色中有一种奇怪的孤傲和抵触，仿佛她不是孤儿院的老师，而是一个牧羊姑娘，有仨财主过来要挑一头肥羊。我心想，你误会了，老杨这次是准备了真金白银打算做善人的。

我们走进教室。八八六十四个孩子坐在双人课桌后面，在这座城市里所有被遗弃的、适龄的、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尽收眼底。他们高矮不一，大的可能有十一二岁，最小的脑袋刚冒出课桌，看上去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需要他们来填补。

蔺老师走到老杨身边，淡淡地说：“那么，你找一个吧？”

没错，我们必须“找”一个，沿着三条狭窄的过道，从讲台走到最末一排，这不是挑菜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福利院并看到孤儿，我曾经猜想过两种情况，其一是像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满院愁苦的小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其二是像我在国产电影里看到的，他们无比幸福，欢声笑语，歌颂人民政府，仿佛不知道这个世上有爹妈。可惜我都猜错了，场面十分沉闷，他们坐着，既不凌乱也不整齐，衣着朴素且合身，个头高矮不一，有一些带有轻微的、可以被觉察的病残：豁嘴、白化病、斑秃。还有一些我看不到的病残，也无从问起。

我们像三个并不擅长厨艺的人，走进了中午昏昏欲睡的菜场，一时傻眼。并没有一个小孩扑上来对老杨说：“爸爸，你带我回家吧。”他们安静地坐着，仿佛早已预知了结局，又或者这种场面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无须为此动容。我看到蔺老师的嘴角流露出深刻的嘲弄：你真是个有爱心的人，带个豁嘴的男孩出去吧，或者这个像冬季瑟缩的麻雀般的女孩？

我差点就说，还有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孩吗？

这当口总算有一件事缓解了我们的尴尬，开饭了。两个食堂工人拎着一桶菜汤和一桶馒头进来，每个孩子发到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我瞄了一眼，汤里没油。孩子们抱着馒头艰难地啃了起来。

小苏说：“伙食太差了。”

杨院长说：“我们需要社会支持。”

多年后，我和老杨回忆起那天。我问老杨，你还记得菜汤什么样吗？老杨说记得，这汤要是搁在农药厂的食堂，厨子已经给人打死了。我问老杨，你记得蔺老师当时干了什么？老杨说，记得，有个小孩把馒头弄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吃，蔺老师走过去制止了，给他换了个干净的馒头，蔺老师是个好人。我又问老杨，你记得那个独眼的男孩吗？老杨说不记得了。

是这样的，我走过那个独眼男孩身边，发现他在看着我，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他已经很大了，是这个班上最大的男孩，那个馒头在他手里显得有点小。当时很多小孩都看着我们，只有他的目光被我深刻地觉察到了。我回应了他，看到一个黑色的瞳孔和一个蒙着白翳的瞳孔，他并不是用黑色的那个看我，而是黑的和白的左右开弓。我有点抱歉地想，老杨是不会挑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认养的，你跟着我们不合适，你很快就会长大，成为一个男人，比我们更不好惹。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在求助，他憎恨地看着我。

无论用什么目光看我们，我们都不会挑一个黑白瞳孔的男孩认养，不会在星期天带他去动物园，不会给他买球鞋。天哪，我为什么要陪老杨来这个地方？

杨院长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排，她像是凭空变出一个女孩，个头还没课桌高，满脸是皴，在这种季节一看就知道是哭皴的。她坐在凳子上两腿悬空，茫然地看着杨院长。这个看上去不那么狠，不那么难弄。我踢了杨迟一脚，让他快点定夺。他真的快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挑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