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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2页）

“我爹呀，他年轻时穷怕了，现在只喜欢钱！”载振那天喝得有点高了，给袁世凯讲起庆王府的一些内幕：庆王府客厅的桌子上有一个匣子，来客行贿的时候，为了避免直接递给他爹造成不必要的客套，可把金条、钞票、银锭之类的主动投到匣内去。每隔10天，庆王奕劻都要亲自把匣内的钱物整理一遍，然后把行贿人的姓名、出的价钱以及卖出去的官缺逐一登记入册。并且，他爹会按照礼金的多少准备四种账册：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者，入禄字册；现金千金以上及礼物三千金以上者，入寿字册；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数百金以上者，入喜字册；其他不满百金者单列一册。有时候，庆王的夫人以打麻将为名，几天就能赢钱二三十万两。

载振对袁世凯小弟：“老哥，你要是想神官发财，还得多准备银子。”

袁世凯点点头，掏出一万两银票，递给载振，道：“这点小意思，还望兄弟代收。”

酒足饭饱之后，袁世凯将载振送到了自己的另一处宅子，袁世凯先前将胭脂姑娘安置在那里。

胭脂姑娘原本一直在等着袁世凯，没想到跑去开了门，袁世凯扶着载振回来了，还对胭脂姑娘说：“黄公子今晚就住这了，你好生伺候。”

胭脂姑娘听到这里，心顿时碎了，脸刷一下白了，双颊上流下泪珠，一下子明白了袁世凯替自己赎身的目的。她咬着嘴唇，一脸无辜问袁世凯：“你真的要我今晚陪黄公子吗？”

袁世凯抬头望着院子上方的那轮明月，长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早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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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醇亲王病逝

袁世凯在京城结识载振，又送女人又送钱，以后发生的事，证明他这是未雨绸缪。因为大的流行疾病，往往能影响历史进程。1890年醇亲王病逝，庆亲王就上位了。

醇亲王的病，源于18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俄罗斯大流感，这场流感夺走了约100万人的生命。在1889年夏天，沙俄帝国贫穷的中亚城市布哈拉就爆发了严重的流感疫情。当时俄国刚建成长达900英里的跨里海铁路。受流感影响最大的群体是15岁到40岁之间的人群，其次是老人。老人们也许从19世纪40年代的流行病中获得了一些免疫能力。儿童和婴儿由于基本上不参加社交活动，受到的冲击最小。

到1889年10月份，瘟疫扩散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然后进入波兰，沿公路、铁路和河流蔓延到芬兰、匈牙利、德国与奥地利。在西欧，这场疫情被称为“俄国流感”。在欧洲，1889年到1890年流行的俄罗斯流感被认为是19世纪流行病中最大的“杀手”，当时欧洲已经铺设了密集的铁路网，1889年已经有超过12万英里铁路线连接欧洲各大城市。

1889年到1890年间，死于支气管炎、肺结核、伤寒的伦敦市民明显增多，仅1890年1月，伦敦大都会警察队伍中就有1660人死于流感。在巴黎，平均每10000人中有25个死于流感；里斯本每10000人中有16人死于流感。苏格兰的皇家爱丁堡精神病院数据显示，1890年入院的140名忧郁症患者同时受到流感“毒素”折磨。流感还造成人们“暂时性精神错乱”，1890年的欧洲，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大幅度上升。

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三世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准许患流感的人在教会克己守身的四旬期内，节欲方面可以特免。然而，在欧美，舆论反对强制隔离，很多人把这看成是小病。在爱丁堡，尽管推出了隔离医院，但没有一名病人入住。

很多历史名人都死于这场大流感，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卧病在床。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艰难地从流感中恢复过来。死于这场大流感的名人还包括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阿尔伯特·维克托王子，他是英国王位直系继承人。

1890年1月，流感穿过美国中西部进入加拿大。与此同时，流感通过地中海进入北非，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港口蔓延至南非、南美、日本、美国西海岸、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尼、中国。

俄国官方的报纸，无耻宣布这场流感是一种瘴气，而且含瘟疫的微风是从中国飘入，因为此前中国黄河发洪水以及大旱灾，多达200万人死亡，俄国人称之为“中国伤风”。法国人和俄国人也沆瀣一气，一个流行的来自法国的理论声称，“中国伤风”被生活在污秽和肮脏环境下的俄国农民转化成了流感。

李经述当时在天津兵营里练新军，看到这种败坏中国形象的谬论，很是气愤，他利用龙兴集团的资源，从英国和美国请了医师团队赶到天津考察，来驳斥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论调，另外，更重要的是帮助李鸿章控制直隶的疫情。

当年夏秋间，京津一带就有时疫，但这并没有引起李鸿章的高度重视。李鸿章对李经述说：“为父也听闻夏秋间京津一带传染时症，仓卒有不治者，沴气流行，间年偶见，并非聚集未疫。时气甚多，大抵寒热咳喘，不药即愈。”

李经述说：“没那么简单。孩儿最近看万国公报，上面说近日疫气自俄而西，流行于欧洲各国。又由俄而东传染于日本、中华。环一地球，几无一国之境，一种之民，不触是气而成病者。计正月七日疫盛时，伦敦总书信局一万三千人中病者一千八百零六人，内分送电信之幼童一千九百人中，病者一百三十二人。又培明罕一城病者共五万人，可谓多矣。不能不引起重视。一些患病者，最好都送到医院隔离。”

李鸿章问道：“这大疫可有办法治愈？醇亲王可能也染上此病了。为父刚收到醇王府邸致电，王自端午疾作，时发时愈，至七夕骤笃，越日昏瞀，仰蒙慈荫，危而复安。日来服药见效，惟四支又颓，左甚于右，且不禁用心。似由血虚所致，能否令太医略加补血之品，或更见功。”

李经述说：“流感跟气虚血虚关系不大。我听闻西医有利用血清注射治疗疾病的方法，人们可以用患病而痊愈者的免疫血清来预防和治疗传染病人。”

李鸿章摇摇头，说：“万不得已，醇亲王不会用西医。”

果不出李鸿章所料，醇亲王当年六月虚汗时作，精神疲倦，等到七月初八，每天眩晕数刻。醇亲王的病此后一直有反复，在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当时名医凌绂曾九月奉电旨入京，参与抢救醇亲王的。不过，凌绂曾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醇亲王也急坏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他们最后还是觉得李鸿章见多识广，让他来想办法。1890年十月初五日，北京来电，对李鸿章称“闻安徽庐州府合肥县江苏候补府张新之医学精通”，希望李鸿章能够代请。此刻，为治醇亲王的病，清廷已经到了遍寻名医的地步了。

李鸿章毕竟是谨慎之人，他在遵示发电给南方的同时，也不断向人打听张新之的情况，得到的结果却是“咸称张新之粗读医书，诊病偶效，实未精通”，于是在冀望于张新之“恐无甚把握”的情形下，李鸿章想转而推荐西医，问李经述的意见。

李经述说，西医虽好，但国人对西医的认知大多还处于一片混沌的状态，西医的那一套治疗方式在他们眼中大多得不到认同，何况患者又是满洲贵族中的元老、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

李鸿章说：“醇亲王对于洋务，对于北洋水师还是很关心的，总归要试一试。”

这场时疫中，清廷的潘祖荫、孙诒经、宝廷、怡亲王等王公大臣先后染疾去世，连张佩纶也患病了。

李经述的妹妹李菊藕哭得像泪人，对李经述叙说张佩纶的病情经过：在疫疠流行之初，张佩纶仍活动如常。但到了十一月十六日，他突然罹患急病：“感冒甚重，头痛、身冷、咳嗽、流涕，终夜不眠。”当晚，他延医诊视并服了一次药。但到了第二天，病情并未好转：“身冷、咳嗽较甚，仍服沈生之药，未敢出门。”十八日，见病仍无起色，结果次日“病未愈，口渴益甚”，这次又请了医士开药方“柴胡汤加减”。

柴胡本是治疗感冒之良药，但没想到张佩纶服药之后，“夜大作渴，病甚”。在同一时期，张佩纶的母亲也病了，母亲与余病同，尚未见好，万分焦灼。

李经述便推荐英国医生伊尔文给张佩纶母子治疗，李鸿章表示同意，不久，张佩纶母子劫后余生。

李鸿章见西医确实有效，便决定尽力而为，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查英医伊尔文在敝署诊治年久，应手奏效。与言胃口不开，大便秘结之症，渠愿亲往看视缘由，不用峻剂，必能设法调和。”

李经述心想，醇亲王要是活着，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