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治军严谨,遇事镇定,即使骤逢强敌,仍能率部坚立不动,敌畏称之为“一堵墙”。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张献忠兵袭南阳,负重伤,几欲死,是孙可望死护突围,这才从将张献忠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
所以,孙可望既是张献忠的养子,也是张献忠的再生父母。没有孙可望,张献忠做不成大西政权的事业。
敢战之外,孙可望的口才还特别棒。
张献忠全军被困于谷城,眼看就要坐以待毙。孙可望挺身而出,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官军周旋,最后成功地实施了诈降计,为大西军的咸鱼翻身奠定了基础。
综上种种,他被张献忠指定为事业接班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于蜀王府内,建东、西两王府,孙可望得封为平东将军,居东王府,人称“东府”,地位仅在张献忠之下。
张献忠命毙西充,清军随后紧迫,大西军群龙无首,所幸孙可望勇挑重担,颁谕说:“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皇上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诚此危难存亡之秋,尔等各营大小将领务必同心协力,克成大事。”
谕令一下,欢声满营,众人都自动自觉遵守孙可望的约束,军心如一,队形不散。
于是,孙可望与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大军由顺庆南下,强渡长江天堑,克重庆,下綦江,进入黔北。
随后,取遵义,渡乌江,占贵阳,下定番、永宁,黔西诸郡均望风瓦解。
与解体后四处飘荡的大顺军余部不同,大西军以贵州为基地,休整士马,稳扎稳打,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贵州地瘠民穷,部队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
恰巧,云南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逐走了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称霸一方。
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听说孙可望屯兵贵州,便派人前来求救,说:“如果将军能打着替沐天波伸张大义的旗号来讨伐沙定洲,则云南全省可一举而定。”
云南比贵州富庶得多了。
孙可望大喜过望,伪称沐天波妻弟所借之兵,打着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疾趋云南。
这支大西军从北打到南,又从南打到北,可谓身经百战,沙定洲手下蛮兵岂能与之相比?而且,沐家世代为云南管理者,沙定洲发动这场叛乱打破了云南两百年来的安宁,很不得民心,孙可望等人此来,乃是以正义讨伐邪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沿路长驱而来,毫无障碍,一个月不到,就抵达昆明。
大军进入昆明之日,城门不闭,各民人户俱设香案迎接。
昆明诸生金公趾建议孙可望说:“大明开国三百年以来,云南和贵州的土司一直受沐氏一家管理,只要沐家有征调他们的需要,早上发出命令下午就能到达,将军应该及早迎黔国公沐英回昆明并和他一同管理云南,这是上上之策。”
张献忠死前也曾叮嘱孙可望,说:“我死,尔即归明,不可为不义。”所以,对金公趾的建议,孙可望并无异议,派人迎还沐天波,相约“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沐天波、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等人与孙可望达成以下妥协:
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
其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四出平乱,仅仅一年,除普洱、东川外,云南十八府悉皆平定。
平定了云南,大西军兵力亦随之大量扩充,拥兵三十余万。
有此兵威,孙可望又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总之,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四将军据有了云南,旋即同时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份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孙可望在发展经济上很有一套,他招抚百姓回家务业,友情提供耕牛、种子;改革税制,实行“条编半征”制,免租减税;设官管理矿务、盐政,鼓励百姓开采金银铜铁等矿,在省城及下关,设炉铸“兴朝通宝”钱币;在吏治方面,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察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