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骑车回家时,我的心情也并没有那么着急,慢慢悠悠地爬坡,玉米地里竟然有人撑起帐篷露营,我新奇地放慢了车速,抹了把脸一望,里面传出大人小孩嘻嘻笑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近几年露营变得很火,说是大人的过家家,经常可以刷到类似的小视频和综艺节目。
我远远地拍了张帐篷的图发给甘玲,也没有等待回复。
回家路上我忽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在杏园,我父母牵着我的手坐在板凳上,面前是买来的烤串,用塑料袋裹着,土豆片和烤馒头都不脆了,带着水汽的粘软,卤鸡腿也变冷了,我们还是不紧不慢地手拉手祈祷,我妈妈感谢神给我们的好生活,然后我们吃着冷掉的烤串,打蚊子,喝凉白开,后来烤串不够吃,我妈端出一罐子泡好的茶叶蛋,每人再吃一个,罐底和水面都有一层香料和茶叶,我妈妈指着其中的茴香说那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在幼儿园开学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回了一趟芃县。
首先我打电话回去给村委会,确定回去不需要隔离,又详细地问了防疫政策,做了核酸才出了门——不像是回家,倒像是去什么地方旅游,我收拾的时候总有种荒谬的陌生感。
芃县的方言和能县大同小异,唯有在详细到某些具体的表述才会有重音上的差异,但你仍然可以听得出芃县和能县的区别。从火车站打车的时候,司机说我不是本地人吧,我也没有否认,我都被能县的口音同化,忘记了该怎么说芃县话。
芃县的墓地和能县不同,根据埋葬的地点很容易确认这个人或者他的家人生前是什么宗教信仰,而我要去扫墓,很容易碰上教会的人,他们并不祭拜死人,他们相信那些信神而因信称义的人已经快乐地和神同在了,在地上修葺坟墓只不过是为了给外人看——突出一个体面,不要让人觉得教会这群人都是不修边幅的疯子。
从我搬到能县之后,我就只回来过一次,路今时和我站在路边看那个撞死人的疯子在大街上走路,世界成了个大舞台,妖魔鬼怪轮番出场,像个电影开头,路今时劝我放下。
我相信我父母的墓地会被好好地顺带照顾,教会中存在一些无法对抗世界的可怜好人,我离开得格外决绝,祸不及父母,他们不会看着他们的墓地长满野草也不管不顾。
我父母的墓碑合在一起,在土地下面他们也紧紧依偎,他们死的时候没有按着教内的礼仪下葬,有一些人心存疑虑,说他们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是不是在老好人的背后做了什么被神厌弃的坏事,以至于神发怒,将他们取了去?
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是一种诽谤,这不是人对我父母的诽谤,而是对神,神有权柄取走他们的性命这无可厚非,却留下了一连串的质疑。
于是即便有人力排众议认为应该按着我们的规矩来葬,我也拒绝了他们,严厉地砍掉了所有的流程,世俗和神两者都无,没有花圈没有哭丧,没有祈祷没有劝勉,没有一众人跑来安慰,所有人无论好坏都被我拒之门外,我独自雇人把他们埋在土里,插上墓碑,然后离开了芃县。
按照孝子应该对葬礼大操大办的原则,我无疑是个不孝女。
数年没有回来,我更是板上钉钉的不孝。
我一直没办法面对我父母的坟地,神好像就在那片墓碑前面等我开口质问祂。
关于那些不甘心,那些愤怒,旁人的诽谤,我的不理解,似乎都要在我父母的坟前我要哭诉个答案出来。
但我站了很久,只是放了一捧花,坟上的泥土被拍得结结实实,有人在照顾,我不想耽搁太久和任何人聊天,头顶的乌云忽然合拢,神如何降临西奈山【注1】,就如何离开了这片墓地,我被抛弃在旷野,大雨倾盆而下。
我进火车站的时候还在给衣服拧水,拨弄着乱七八糟的头发,手机在兜里震动,拿出来时居然是久久没和我联系的甘玲。
我摸出耳机戴上,一边留意候车信息,一边偷偷背着人换了个口罩。
“你怎么不在家?”甘玲开门见山,口吻好像是这几天她都会来我家似的。
“我回老家看了下。”
一旁站内乘务员喊着芃县到呼和浩特的车就要开了,我拎起背包气喘吁吁地往检票口走。
甘玲说:“哦,没事,今天我们私底下分了榴莲,给你带了一点,你大概几点到?再晚我怕坏了。”
“离得还挺近的,差不多下午……”我算了算时间,接过我的票进去,“五点多能到家?”
“那我在面馆等你。”
在面馆见面的时候,我的衣服和头发几乎都干了,能县没在下雨,但云层厚重感觉也快了。
甘玲坐在角落的桌子上,夹着一碟咸菜慢慢咀嚼,见了我,就抬了抬下巴,我懂了,径自走到厨房,要了两小碗面,给甘玲加了蛋和油豆腐,给我自己加了油豆腐,都要了香菜。
她提起手里的塑料袋,是已经开好的榴莲挖出来装在一次性餐盒中。
“家兴超市还挺好,给你们发这么贵的东西。”
“能县人吃不惯,我们又进得多。”甘玲墩齐筷子,面已经上来了。
这一个月没有见面,甘玲没有太大变化,头发又长了些,随意地捋在耳后,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瘦长,丹凤眼里透着股阴沉的狡黠,抿嘴唇的时候让人觉得她有心事,吃东西速度很快,专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