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吃不动苦,可能就是说我这样的。吕老板倒也没嫌弃我,当面转账时问了句:“头一次出来打工?”
“嗯。”我垂着头,有点儿羞愧于自己家境并不优渥,竟然就这么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像是刚从学校出来经历社会似的,被扑面而来的挑战一拳打飞到观众席去了。
“多做做就习惯了,没事儿。”她宽慰我,在我肩头拍了拍。
我决心改变了,晚上抹了药膏,翻出我最破的衣服和最看不上的运动鞋,清早六点起来跑了三公里,还算能坚持,在地摊上捡了件大的校服披在身上,权当是防晒了,第二天情况仍然不乐观,但因为天气比昨天乐观些,有些阴云,我的效率没有减少太多。
做了一周,那一圈的青椒都拣完了,没了活可干,最后一天吕老板在菜里多放了二斤肉,分到每人碗里也就是多了三四片。我生来长得这么瘦就是因为挑肥拣瘦,胃像小鸟似的,但人累了吃饭就香,吞下一碗菜两个馒头,我扶着墙在阴凉处歇息。
有人实在无聊,来打听我是哪里来的,这么年轻,是大学生来打暑假工?我说不是,后话也接不上,我不擅长和人搭茬,于是我们各自看手机。
胃里的菜超过我平时的容量,食物带来力量过剩,这才让我看见微信消息时没有一头昏死过去。
我的食物成了我的脊梁,撑着我直挺挺地好似一根柱子似的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下午继续做工,我表情木然,太阳又毒又晒,往常我都是第一个娇气地皱眉头的人,此刻我面无表情,神情木然,好像太阳晒不到我,身上也没有往外冒小红痘,耳朵也没有被晒得脱一层皮似的。嘴唇干裂得对面的女工看不下去,再接下一袋时,按手停下了,拿了她硕大的银白保温杯给我:“喝口水。”
我喝水,对方看着我喝完,也没问什么,只是嘀咕说:“这天气得多喝水,不然上火呢。”
我低头,挑开尼龙袋的绳子,猛地抬腰,长出一口气,顿了一下,把我的感谢声藏在青椒咕噜噜流出来的声响中。
那天下午的活儿格外多,吕老板赶着最后一天把所有青椒拣完。后来着急了,也没再烧水,谁渴了,就拿起一块青椒来啃,吮吸其中的汁水。
女工们议论起这些青椒的流向,但谁也没有确定的答案,有经验的刘阿姨说那些烂的卖给养猪场,那些好的卖给大食堂,没经验的赵姐说那些烂的还要挑一挑拿去大市场卖,那些好的要往北京去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天直干到晚上八点多,女工烦了,吕老板说最后一天给大家每人一百,这才算完,但也有几个不干的,说还要回家给儿子做饭,领了八十五块走了,剩下的人又平添了些工作量。
最后还是刘阿姨牵头,领着一众女工跟吕老板嬉笑着,把每人的工钱提到了一百二,这才振奋起精神来,把最后一袋青椒装了车。
因为刘阿姨的义举,又因为天色晚了,大家骑着电动车簇拥在刘阿姨身侧说着闲话,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氛围,于是晚走了五六分钟,等到她们消失在路口,我才去推我的车。
那吕老板忽然说:“好好学习。”
四下无人,装车的工人都在屋子里喝酒,收拾起来的一片烂青椒的塑料筐高高地堆起来,屋檐下点着一只嗡嗡作响,烫死好几只飞蛾的黄灯泡,吕老板抽着烟站在门口,指了指我,示意她是在跟我说。
吕老板不是本地人,说得一口普通话,女工们私底下会叫她侉侉,意思就是带着贬义的外地人。她那句话是用拙劣的能县话说的,我知道她的意思。
我回了回神,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对我说。
吕老板又笑了,换回了普通话:“你还是大学生吧?还骗我说二十七……你们好好念书,坐办公室,别跟这样,你看,多累呢。”
我摸着因为晒伤而发烫的后颈,搓了两下,没有回答。
吕老板忽然拉开门,冲里面嚷了句不知道哪里来的方言,过了会儿,伸手进去,接过个白色塑料袋,把烟叼在嘴里,歪着嘴伸过另一只手,接过一罐哈尔滨啤酒。
白色塑料袋里是一些卤味,几乎是杂烩,像是在他们盘子里各挑了一筷子似的,卤兔头,鸭脚,鸡爪,猪皮,豆干,猪头肉,满满当当地塞了我两三个拳头那么多,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像个足球似的瓷实。
“拿去吃。”吕老板喷出一股烟,把啤酒和塑料袋塞进我的车筐,拍我后背,手劲儿很大,把我搡出去了。
“谢谢。”我只能点点头,被那个微信消息压得腾不出多余的思绪来应对这份莫名的好意。
郑成刚出狱了。
他提前出来了,我骑着车,心里想着事,被一辆面包车刮倒了,前面的塑料挡板寿终正寝,它彻底被剥下去飞溅,半截身子被面包车带走,露出里头的电线。
我捡起东西扶起车,小面包车绝尘而去,我连车牌都没看清。
明年1月的时间忽然坍缩到我眼前,我失魂落魄地推着车回家。
我明知道此时此刻,我不能和甘玲接触,我的肢体语言会透露出无数秘密,现在还不是告诉甘玲这消息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甚至想要先甘玲一步去杀了那个郑成刚,让他在甘玲的视野中永远地留在狱中,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那不过是情绪的狂浪,击打出冲动的泡沫,转瞬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