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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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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间断过从辽统治地区逃回来的广大汉族人民,即使在两个朝廷维持着一般和平关系的时期也是如此。这才是真正不愿在异族统治下过奴隶生活的老百姓。自从前线存在着交锋状态以来,辽加强了边防力量,加紧了边境的巡逻盘查,但是利用黑夜、浓雾、他们熟悉的地理环境和辽军防范偶然疏忽的机会,潜行南渡,甚至利用一点武装力量,乘间杀死几个辽的边防巡哨、强行渡河的汉儿们却是更加频繁了。

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才带着宋军发射过去的旗榜。旗榜虽然号召他们南归,他们能看到它的机会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旗榜都被契丹军队没收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辗转听到有关旗榜的传说,在辽军中,这件事被封锁起来,严禁彼此谈论。但是在十万大军中,要对这样每天大量公开进行的事实做到绝对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是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消息,甚至把实物外传。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人们回不回来,与旗榜无关。除非是形格势禁,严格的条件限制了他们,否则他们总是要南归的,一有机会就逃回来,好像河堤决了口,水必须外流一样。

一个深夜里,有一大批汉儿,分成几处渡河,然后集结在一块儿,没等到天亮,就奔赴宋军来了。这批人中间,男女老幼都有,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他们丢了所有的土地、房屋、家具、农具,除了随身衣服和可以携带的一点细软以外,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统统丧失了。他们还不知道今夜可以宿在哪儿,有什么可以吃的,但是他们有着回到自己家乡、回到亲人身边来的坚定信心。他们一碰到宋军,就热情地、兴奋地、迫不及待地跟亲人们讲起他们的冒险史来。经历过艰险困难的人,一旦回到亲人身边来总是这样说话,这样把一口口的苦水吐出来的。他们争着、抢着,好不容易才说清楚他们怎样昼伏夜行,绕过好几道巡防线,躲过几起巡哨队才得偷渡过河。有人到了这个已经算是安全的地方,才想起父母妻儿还留在那边不得同来;有人则因为一起出来的亲戚们在半途中失散了,他们如果始终到不了这儿,又回不到那边,很可能是被巡防的辽军截杀了,因而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场已经隐忍克制了好几天才突然爆发的恸哭,使人感到特别悲伤。

正在最前线驻屯巡防的裨将杨可胜延接了这批客人,初步为他们安排了食宿,就沉思起来。杨可胜是杨可世的弟弟,却不像老兄那样的暴躁脾气,碰到事情都要用脑筋想一想,军队里给了他一个绰号,叫作“杨三思”,他可以当之无愧。

两军相持,忽然从敌方来了一大批人,首先就要警惕起来,从坏的一方面来考虑,这里有没有敌方的阴谋诡计,是不是派了一批奸细混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他认真地考察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他们全都是亲戚,分析了他们那虽然混乱,却可以贯串起来的叙述。排除了一切疑点以后,才肯定他们确是一批心怀汉家、冒险南归的老百姓。这批人人数多,影响大,不同于往常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这值得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向上级汇报。

杨可胜谨慎的考虑和妥当的安排受到统帅部和宣抚使本人的嘉奖。

从这以后,渡河南归的汉儿日益增多,有时,一次可以多达一二百人。他们很快发现并非所有的宋军阵地都是他们的“乐土”,驻屯在范村一带的胜捷军就常会非礼、虐待他们,甚至夺走他们仅有的包裹和衣服,更加谈不上为他们妥筹食宿之计了。即便如此,也不能够阻止他们源源不绝地从彼岸渡河归来。因为在这里即使受到非礼的待遇,他们多少还存在着希望和幻想;在那边,他们从太祖以来就累积了一百多年的经验,早已连希望和幻想的可能性都连根拔去了。

老百姓“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局面开始形成了。宣抚司的僚属们当然要把它归功于宣相的招抚政策。僚属们使用一套精选的辞令称颂宣相的功勋道:“旗榜朝发,遗民夕归,如响斯应。宣相料事如神,算无遗策,岂碌碌诸子所能蠡测?”

“区区几个老百姓逃回来,济得甚事!”童贯抑制了内心的喜悦,故作谦逊的姿态说,“要待那耶律淳夫妻派人赍着降表,纳土献降,尽复燕云之地,这才算是大功告成哩!诸君称扬太过,未免有点井蛙之见了。”

于是他一面传令嘉奖前线接纳遗民有功的将士,一面又重申不得过河挑衅、恪遵本司指挥的禁令。

大功告成,即在眼前,只要张宝、赵忠回来,降表即可接踵而至,这似乎只是近在一旬半月之间的事情。

人心的向背,总是关系到战局的成败,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种师道对这两句老话是明白的,他很重视这个事实。但他综合了前线的报告,来的都是汉儿,并未发现辽的军队有望风投拜的迹象。种师道是军人,眼睛里第一位看重的是军队,军队不动,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恶战,他不可能持有像童贯那种乐观的看法。

一向主张用兵谨慎的种师道,这时统筹了战争全局,越来越不相信可以“不战而胜”的庙算。

虽然军事史上有的是大兵压境、等候敌人自行溃乱的前例,但同样也存在由于旷日持久,松懈了自己的军心士气,给敌方争取到时间,巩固了战略地位,实行反击的反面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可以被两方面所援引,但是一切带有成见的人,总是只记得、只肯援用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种师道心里反反复复地想到的是桓温的灞上之役。那时东晋大军已经进入关中,直迫前秦的心膂之地。桓温驻兵灞上,按兵不动,目的是希望前秦人心浮动,不战而溃,不料结果适得其反。苻秦由于在军事上尚未受到大创,一有机会,就组织反攻,大败晋军,迫使桓温逃回南方。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与当前的形势十分相符,值得他们深思。

此外种师道还考虑到宋、金夹攻残辽,犹如一场逐鹿,必须跑在前面,才能获得先鞭。我军按兵不动,如果金军在北线突然发动攻势,尽得塞北之地,威胁燕京,那时我军就要处于被动的地位了。

既然势难避免一场决战,他主张应该趁此老百姓纷纷来归的大好形势,挥师渡河挑战,对辽军施加压力,或一战歼之,或多方扰之,才是取胜之道。远道而来的客军,利于急战,这是军事的常识。他认为宣抚司现在正好做了一个违反常识的“守株待兔”的笨伯。这个笨伯还要把错误坚持下去,他是非常反对的。

自从第一次军事会议以来,他就避免和童贯见面。宣抚司设在雄州城里,统帅部设在城外到边境线的中心点,相距二十里,两人犹如参、商二星,难得碰面。万不得已与他碰了面,也是哼哼哈哈一阵,尽量少谈公事,不提任何建议和要求。宣抚使与都统制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事事都处在相反的地位上,只是表面上还保持客气,不至于撕破面皮而已。

是种师道之所非,非种师道之所是,爱种师道之所憎,憎种师道之所爱,这就是伐辽统帅童贯全部的六韬三略。而都统制种师道一向对于自己的爱憎是非,又是十分坚持,不愿任何人加以非议的。因此两人就不得不处在完全对立的地位中。

跟童贯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事情攸关到战局的成败、朝廷的利害,又不允许长此沉默。不得已而求其次,种师道去找了行军参谋刘鞈,阐明自己的见解,希望刘鞈向童贯转言。

刘鞈是童贯的亲信,是目前童贯智囊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是刘鞈在西军中有过长期的经历,与前任都统制刘仲武、后任都统制种师道都有相当深厚的交情。刘鞈不止一次地在种师道与童贯两人之间起过桥梁作用,经过他的细致委婉的工作,缓和和弥缝了两人间表面上的裂痕,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刘鞈是他种师道的战友,还是他的政敌,这个问题老是在种师道心里摇摆,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他去探访刘鞈时,刘鞈急忙丢下手里的公事,倒靸相迎,态度是殷勤的。

“到底有老交情,跟他可以谈谈,不比童贯那厮不可理喻。”一向在宣抚司受到冷遇的种师道被刘鞈的态度感动了,心里想道,就直率地提出“战抚兼施,以战为主”的策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转言。

“我公所见甚是,克敌之道,必须剿抚兼施,才能克奏肤功,缺一不可。”刘鞈稍稍停顿一下,考虑要用怎样的措辞才能巧妙地缓和他俩之间的矛盾,“刘某所见略同。只是宣抚一再宣称别有妙算。他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刘某也不甚了然。我公何不稍待数日,俟与宣抚一起去前线视察阵地时,根据实况,相机进言,庶可有济。”

单单从这些答话中还很难判断出刘鞈是敌是友,但他说不知道童贯的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分明是句遁词。再说他不肯立刻转言,还可能包含着缓兵之计,这就使得种师道的情绪激昂起来。

“兵家争胜负于俄顷之间,戎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今日有利于我者,明日未必不转而有利于敌,怎容得迁延耽搁、从容计议?”他带着一点激愤说下去,“我军远来,锐气方盛,人心向顺,正好乘势一战。不意宣抚司下了那道命令,恰似兜头一瓢冷水,寒了大家的心。近日又处分了杀敌有功的将士,赏罚颠倒,人心不服,挫辱士气,莫此为甚。如再因循苟且,旷日持久,到了那时,进退两难,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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