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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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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十，东京人轻松愉快地送走了北伐大军。在检阅场上，宣抚副使蔡攸出尽洋相。这一幕演出成为那几天人们谈笑的绝好资料。还有人模拟他的动作，不断在腰间摸索，忽然一个失手，宝剑“豁朗朗”地坠落地上。这很快就风靡了东京城，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豁朗朗”一声就成为“臼子舍人”的代名词。

在那段时期中，东京人的确对他们毕生从未经历过的战争发生了莫大的兴趣，彼此见了面，都要以有关战争的火热的新闻作为谈话内容，并且把有关战争的真实的、真假参半的以及完全虚构的消息相互传播，似乎非此不足表现出他是个时髦人物。

东京人之所以对战争具有这样大的兴趣，首先因为它是“毕生未经历过的事情”。人们对于新鲜事物都感兴趣，除非他是个保守派。一切住在大城市里的时髦人物最怕的事情莫过于送他一顶保守派的帽子。

再则在大军刚要出发的几天内，有那么多的人被直接和间接卷进了这场战争，从而使他们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不得不对它关心起来。

史大郎是家住在九桥门街的一个青年小伙子。他爹在当地开家熟肉铺子。大郎的活动范围早就超越他爹的社会地位而高攀上一批达官贵人的衙内、舍人，成为他们与街混儿、泼皮之间的媒介体。大郎一向生活得那么活泼、愉快，成为那个地段的“子弟班”中的核心人物。谁料到高三公子把他拉上一把，居然混进北伐军的队伍中当名小军官。他一走，地方上少了个惹是生非的领头人，倒惹得大家对他想念不止。这就是一个因为战争而引起大家关心的人。

再如潘楼街一家规模宏大的成衣铺子，一向以裁制仕女时装出名。人们都知道它是高俅的长兄、眼泡皮底下生个大肉瘤、绰号叫作“司马师”的高杰的本钱。这家成衣铺从正月以来忽然添挂出一块“本店重金礼聘高手名师精制衣甲旗帜”的招牌，承揽了北伐大军全部的衣甲旗帜等项业务，发了一大笔横财。这不但引起同行的公愤，也使得广大市民都为之愤愤不平。因为东京人信奉的经济分配原则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使，反对独揽垄断。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公众的唾弃。果然有一天，衣甲业行会的会头带了百十个同业，声势浩大地把这家成衣铺的招牌砸了，吓得“司马师”只敢从后门溜走。在街道上作壁上观的市民们都为之拍手称快。这又是一件因为战争引起的社会新闻。

在那段时期中，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类似的新闻和消息。把它们积累起来就给战争造成一种看得见、听得到、闻得出、摸得着的现实的感觉。东京人不但都是时髦派，又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现实的事物一向就十分敏感。

再则，凡是分得出胜负的玩意儿，例如年轻子弟赛锦体、庙会看相扑、端午节参观龙舟竞渡，等等，东京人莫不感兴趣。恰巧战争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中，何况这场战争又被当局者描绘得如此轻易就可以获得胜利。小关索李宝在一场角牴中打败他的对手还得流一身汗哩，哪能这样容易就打胜仗？老实说，东京人不怕打不赢伐辽的这一仗，只怕赢得太容易了，看不过瘾。譬如说：龙舟竞渡的一方把对手落下六七十丈，那就要使乘兴出城去参观的观众们败兴而返了，他们一定会口出怨言道：“这是各归各的划船，算得什么竞渡？”东京人喜欢的是只差分秒毫厘之间的胜负，他们希望看到的战争的胜利也就是那种只差一点就险险乎被对方打败的胜利，这看起来才叫人兴致勃勃地过瘾哩！

可是当大军出发以后，前面的一种因素逐渐减少了，而胜利的捷报也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很快传送到东京来。东京人虽然喜欢只有几微之差但又要是立等可取的胜利，旷日持久的结果不合他们的脾胃。东京人当初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这真是大煞风景。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人们对战争的兴趣减少了。到了一个月以后很少再有人谈起战争、关心战争，只有亲人在军队里的家庭才是例外。可是例外之外又有例外，有的家庭虽有人参加战争，家里人只当他出门去做买卖，根本不关心他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既没有战败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把战争和死亡、危险等令人不快的概念联系起来。

这种对战争冷淡的程度，到了五月下旬一度达到冰点。

“前天看见你家大郎回家来了！”有人问到他的邻居。这个大郎就是家住在九桥门街的那个活泼、愉快的小伙子史大郎。他的出征曾受到邻居们热烈的关心。现在他悄悄地开小差回来了，自然也会在一些人中间引起疑问。

“可不是他们那一伙都回来了。”大郎的爹不痛不痒地回答。

“大郎在前线可好？”

“他的事情谁知道。”

“前线打了胜仗不曾？”

“天知道。”

“大郎这一回来，还去不去了？”

“天知道。”

“他们在前线一个多月都干了些什么？”

“吃饭屙屎。”大郎爹从熟肉店老板对现实利害关系的精明的盘算出发，认为这个要涉及领头开小差的高三公子的名誉问题，最好还是不谈或少谈。他急于要摆脱那个喋喋多问的邻居，不耐烦地说，“这一进一出的大事，不分前线后方，到处都是一样的。”

“吃饭屙屎，谁不知道。俺问的是他见过几仗，杀了几个辽兵？”

“天知道。”

“他要不回前线去了，官府里岂不要查究他？”

有了高三公子的撑腰，还怕官府的查究？这显然属于愚不可及的愚问了，他不屑回答。

他的邻居不甘就此罢休，有意提起四月间为他大郎送行饯别时的那种盛况，借以提高他的兴趣。没料到他回答了一个更加冷淡、更加严厉的字。

“瓒！”

轰动九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成为头条新闻的伐辽战争居然下降到“瓒”，使得这一位可敬的邻居大惊失色。

但是熟肉店老板是正确的，一方面固然涉及实际利害，一方面他也看到伐辽战争在人们心目中早已冷下来了，他的英雄儿子的归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有这个不识相的邻居偏要掘根究底地追问不休，他不是个“瓒”货是什么？

2

东京人衡量新闻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的重要性，而是决定于它的新鲜感。一切头号新闻都不具有凝固性，因为一切新鲜的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保持新鲜。汴河中网得的鲤鱼，要不是趁着新鲜烹制吃了，虽有冰窖可以冷藏，到头来只好腌了当咸鱼吃。虽说咸鱼也有它的市场，毕竟咸鱼的价值大大低于鲜鱼。新闻也是一样，总是新陈代谢的，一切冷藏过、腌过、腊过的新闻，势必要变成“旧闻”，乖乖地让位于新的“新闻”。

加速战争新闻代谢的是五月中旬开封府公人破获了一件惊天动地的“鬼”公案。

有人利用已经炎热起来但在那里并不潮湿的气候，“垄断”了一段久已堙塞的地下水道，进行名副其实的黑市买卖。起初只是依靠一两盏鬼火，在暗中摸索着做些小买卖，吃亏便宜，一半凭手气、碰运道。他们自己称之为“鬼市”。后来营业范围扩大了，索性把大段的地下水道分隔成为一个个小房间，招引得大批男女前来饮酒作乐，赌博幽会。这时虽然已经明烛辉煌，人语喧阗，其热闹的程度不亚于地面上的“樊楼”（丰乐楼）和东西鸡儿巷之盛，但他们自己还是谦逊地称之为“鬼樊楼”。

东京人对于法律概念是模糊的，执法者——破获这件公案的公人头儿、开封府尹盛章本人就经常在地上的“樊楼”摆酒席宴客，也免不了要赌博作乐，并且还以参加更高级的执法者、殿前司都指挥使高俅在东鸡儿巷赵元奴家里邀集的欢宴为荣，如果有那么一次不在被邀之列，就要惴惴然唯恐有什么灾难临头了。河北都转运使詹度、河北转运判官李邺经常派人，有时自己也抽空到京师来，把大批军需物资在市场上抛售，然后又叫人出面收购了，再以重价转售给转运部门。所有这些都是在法律保护下公开进行的，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仅仅隔开三尺地皮，在“鬼樊楼”中饮酒作乐，在“鬼市”做些将本就利的买卖，转售一部分军用剩余物资，饮些官儿们的盏底余沥，就算是犯罪呢？谁也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更加奇怪的是，“鬼市”“鬼樊楼”的经营者和入股者自己先就有了犯罪意识，感觉到在这里开张营业，招徕顾客，不太有保障，要找个可靠的后台靠山。他们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专管这一类犯科作恶案件的高俅和盛章。前台与后台达成了默契，四六折账，前台每天用大秤称了上百两银子给后台送去，他们都欣然笑纳了，人们管高俅叫“大掌柜”，管盛章叫“二掌柜”，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内幕之内还有内幕，据说包庇黑市、坐地分赃的还不止高、盛两个，内押班张迪也轧一脚，被称为“内掌柜”。这项小小经纪是通了天的，据内掌柜透露，“凭咱家一句话，还有人敢在官家面前道个‘不’字？”可是台后老板之间有时分肥不均，闹起窝里反，掌柜们一翻脸，把小伙计作筏子，连带顾客们一起遭殃，被捉进官府里去。为什么日进斗金的后台老板不但逍遥法外，还老着面皮高坐在堂上审讯这干人犯，而钻营一些蝇头微利的小伙计倒要锒铛入狱、吃官司、打屁股？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