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马和尚到海北来,是个意外。
本身在他出发时,玉树一带的西番部落,就对于汉军进驻青海的消息一概不知。
而尕马和尚自幼沿袭次子出家的习惯,早在万历年间就前往乌斯藏,受封为囊谦国的国师,此后一直居于根蚌寺,对中原事情不甚了解。
若无意外,他应该在家寺里做一辈子主持,可父亲与兄长先后死于同白利土王的斗争中,让他不得不从寺庙抽身。
若换了其他敌人,哪怕不报父兄之仇,尕马也能躲进卫藏,保一辈子太平。
但白利王不单是强大的敌人,自万历四十七年,信仰苯教的白利王顿月多吉继位以来,一步步掌握权势,向周围四处攻伐。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土王,成为北起阿坝黄河、东至四川打尖路、西抵藏地昌都、南与云南接壤的康区之王。
康区与藏地信仰不同,吐蕃时期在赞普的支持下,藏地全面改信佛教,不愿改信的苯教信徒,则被流放至阿里、朵康等边缘地带。
在那之后,佛教一步步完成本地化,逐渐兴盛乃至在藏地分为多个流派,自相倾轧,苯教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根植于这片土地。
数百年来,佛教在理论上降妖除魔,把苯教神明以‘收服’名义,继续被西番土民信仰着,二者之间越来越像。
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作为适配部落社会的原始萨满教,苯教没有寺院,巫或萨满依附于部落酋长,除了祭祀之外,不会占有更多土地或财富。
而适配吐蕃帝国奴隶社会的和尚们,则恰好相反。
一个向往强大的世俗统治者,即使满心抱着与宗教合作的意图,也必然与掌握权势的僧侣团体产生矛盾。
尕马,就是掌握权势的僧侣之一。
海北的练兵马营之外,从囊谦地方过来的尕马布了小营,编撒风马旗、悬挂五彩经幡。
随从僧人正在石头上刻经文,尕马坐在帐中摇动转经筒,可心思却静不下来。
汉帅刘承宗的军队,比他想象中还要兵强马壮。
尕马对戴道子的印象非常好。
在青海湖南的山路上,他的牧僧把两头驮货的牦牛弄丢了。
戴道子的塘兵发现牦牛,既没私吞财物、也没宰杀牦牛,反而在路遇尕马之后,把牦牛还了回去。
这种事对大部分西番百姓或部分蒙古人来说,倒也正常,依照这边的风俗,人们不但不敢侵吞僧人财货,反而会在僧人路过时拿出自己的财货布施,以换取福报。
即使在白利王的地盘上,也是如此。
但对于中原来的塘骑,没有这种习惯。
他们把牛还回去,只是他们觉得应该还。
当拉尊与古如的战斗结束,塘骑们此次出征,赚得盆满钵满,以多了个歪梁子的代价,人均赶着六头牲畜回海北。
这些牲畜有力保障了他们的道德底线。
对尕马来说,戴道子是个好人。
他此行的目的是穿过祁连山,去往卫拉特,在蒙古人那里寻找可能的帮助。
为达成这一目的,他携带了两样精挑细选、投其所好的礼物,财货与教法。
因为途中会经过汉人的地盘,所以战马与财货献给汉人皇帝,而最终解决他的问题,还是要靠把教法送给蒙古人。
人们求助神明的基石,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汉地一方面缺少这种基石,另一方面作为多种古文明交融的中心,人们见多识广,自有一套不断改革的世俗观念。
这种世俗观念就像康区百姓笃信的苯教一样,根深蒂固。
他们的教法在藏地康地是被广泛接受的正道,到了汉地就会成为外道,对指导生活无法起到帮助。
但对卫拉特的蒙古人来说,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那边都有。
尕马真正想找的人,是以调停战争而闻名的卫拉特盟主,和硕特部的国师汗。
至于刘承宗的军队,尕马其实不希望得到其帮助。
短暂留宿海北这几日,尕马大概对狮子军有了些许了解,他们不是地方政权,从东科尔到海北划地自治,是一群掌握极端武力的流亡军人。
毫无疑问,这在兵力上这是一支强援。
但就连朝廷都未能将势力延伸至玉树与昌都,刘承宗作为汉人,将来早晚还要回到汉地,即使能助他出兵一次,也无法长久保护囊谦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