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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如今荆襄士人当政的时代，庞统的大司马权势要高于张飞的大将军。而方绍原本的左大司马之职，则要低于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相近。

但是现在，方绍在左大司马之后又兼任了车骑将军，这也就意味着被赋于了实际的军权，再冠以左大司马之职，其实际已形成张飞的大将军，高于马超的骠骑将军。

很显然，方绍官职的变动，出于诸葛亮掌控军队的考虑，但着方绍灭魏之功，他成功的将自己的死党变成了与张飞实权相当，大汉**队的实际最高统帅之一，一文一武，诸葛亮对军政的掌控地位可谓无人能撼动。

当然，诸葛亮的此等意图，事先是受到了庞统的间接的反对，不过，因为方绍的灭魏之功实在太大，在朝野±民的威望如日中天，在这种情况下，庞统的反对也是徒劳的，到最后还是不得不做出让步。

与此同时，拥有擒落曹操之功的姜维，则在方绍的提名下，被任命为中护军，同中监军糜威，中部护蒋琬，一并成为了中军的统帅。

尽管与庞大的外军相比，中军所统帅的军队数量为数不多，但却担当着宿卫京师的重任，其地位之显赫，一般唯有皇帝亲信之辈方才会担任。当然，在眼下的形势中，与其说是皇帝亲信之辈，倒不如说是诸葛亮的荆州系亲信之辈。

至于其余姜维、邓艾、王潜等方绍倾心培养的年轻一辈将领，也因在灭魏之功的杰出表现，得到相应的封赏，在军队中站稳了自己的脚根。

朝中之事渐告一段落，伐吴之事便已被提上议程。

在灭吴之后，大汉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已高出吴国不少，灭吴理论上不存在问题，但却也面临着几点难题。

首先，新得魏国之地，因战争的破坏，许多乡村城镇被破坏，家园损毁的百姓，有不少都沦为流民，甚至落草为寇。而战火最汹涌的河北一带，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

邺城一战，汉魏双方在冀中一带僵持达半年之久，战火使一度使冀州出现千里无人烟的荒凉之状，约二三十万百姓逃离了家园，其中大部分南渡黄河去兖青一带乞食，但也有七八万之中，逃往冀州一带的山林中，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朝廷遂一面从关中一带调集粮食，赈济灾民，一面委任官吏，劝民回乡，奖励耕种，逐步恢复河北一带的残破的经济。

至于河南各州，因为曹操的被擒和魏军主力的覆没，待汉军南渡之后，大部分的魏国官吏都开城投降，这便使得河南百姓避免了被战火折磨。

其次，魏国覆灭之后，朝廷便迅速的在新得备州中开始推行府兵之制，但却遭到了中原士族的极力反对。

原因无他，中原土族的势力远比荆益强大，在《九品中正制》推行多年之后，通过对官位垄断所获得特权，土族们急剧的扩张着自身的利益，不但吞并了大量的土地，也将许多破产的自耕农收为自家的佣客。

府兵制的关键就在于兵农一体，而兵农一体的前提就是均田制，如此，自然与士族豪强吞并土地的作法是相抵触的，这些中原士族们自然要群起而反对。

尽管中原土族中的名望重者被方绍杀了不少，但余者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为了收揽人心，稳定政局，朝廷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让步，在保全土族豪强利益的前提下，以试点的名义，只将现有的国家编户进行府兵制的推广，并且不禁绝土地的买卖，为豪强们的保留了合法兼并土地的权力。

最后一道难，就是关于选官的制度。

魏国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的权力完全被士家大族所垄断，除此之外，无论是寒族或是普通百姓，都无参与的权力。

大汉国的科举制，则既保留了±族靠家世做官的权力，同时也为士族以下的阶层保留了向上爬升的机会，科与举所参生的官员，比例大致上是五五分成。

而时下纸书尚未及全国性推广，读书的成本仍然不低，故而那些通过科考被选为官吏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士人。也正是因此，中原士族们对科举制的反对声音，选比均田制要弱很多。

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朝廷便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黄河一带经济上，其余的所面临的难题则采用拖延应对的方法来对待。

不久之后，在朝廷即下达诏令，着令魏延坐镇定陶，假节，都督兖青二州军事。张飞坐镇洛阳，都督司豫二州军事。令徐庶坐镇襄阳，都督荆州二州军事。三任镇将，各自操练兵马，训练士卒，为伐吴作准备。

按照朝廷密定的伐吴战略，汉军将东中西在路对吴国发进全线进攻，这个进兵路线，也正对照着三员镇将的分布。

在东路与中路，由于已深入中原，故而魏延与张飞方向，将以陆战为主，扫清长江吴军，南逼长江。

但要想渡江灭吴，就必须占胜吴国强大的水军，而这个重任便将交由善于水战的徐庶荆州军才来解决，待荆州水军从上游顺流而下，歼灭吴国水军师，中东两路大军便可顺利渡江，三路兵马合围吴国都城建业。

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战略构想，在这个套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自然就是荆州水军。不过悲催的是，在前番的吴人奇袭中，荆州水军损失了过半的战船，仅余下不到五百余艘战船，以这个数量来对付规模达两干余艘战船的吴国水师，显然是不足的。

这也就是说，当前荆州军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就是赶造战船，不仅，以荆州现下的人力与物力，别说在战船数量上赶上吴国，就是恢复原先的实力也很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