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赣南土豪武装的战斗力强大,能够与官军抗衡。据《独醒杂志》记载:“李仲谦大有,新喻人,靖康初为赣守。京城戒严,即调赣卒勤王。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当调发,间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观者莫不窃笑。惟赣卒独勇锐,器械亦精明,仲谦号令整肃,师行秋毫无犯。”
南宋初期,曾任虔州知州的薛弼曾提出:“(虔州)有武夫周虎臣、陈敏者,丁壮各数百,皆能战,视官军可一当十。”
南宋杨万里在《朝奉刘先生行状》中写道:雩都县有孙氏、钟氏,“根结盘互,异时守令瞪视,莫敢枿其角牙”。
另据《宋史》记载:德祐元年(1275年),赣州知州文天祥在赣南招募义军勤王,“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
正是因为赣南土豪在当地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所以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私贩活动。在土豪的号召下,赣南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整村外出私贩的现象,“常以岁杪贩盐,空聚落往返”。
宋人往往称私贩者为“寇”、“盗”和“贼”。嘉祐六年(1061),赵抃任虔州知州,他在《知虔州到任谢上表》中写道:“惟兹赣川,控彼南粤,负贩常为群盗,不下一千馀人;疆畛最远他邦,动经八九百里。刑无虚日,俗未向风。”
赵抃认为赣南私贩严重,“负贩常为群盗”,造成了当地刑无虚日的繁杂局面。南宋楼鑰也提出:“汀、赣接境,岁晚辄百十为群,名曰贩负,实为剽掠。”赵抃和楼鑰的观点反映了宋人的普遍看法,但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因为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进行阐述的。
百姓私贩广盐冲击了食盐专卖,严重影响了江西盐课收入,私贩冲击了社会稳定。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
当遇到官府追剿、或财物损失时,私贩者极易由百姓沦为盗贼,危害社会稳定。这也是私贩者常被视为盗贼的原因所在。
一路上面秦桧已经知道了其中大概的原因,从建康城出来的时候,他还信心满满的拍胸脯,说自己可以解决这一次的问题,现在他的心中还是比较忐忑不安的,因为实际情况跟他想的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有一点他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大部分参与叛乱的百姓,实际上还算是本性不坏,最多算是被邻里乡亲给蛊惑了,最后才被那些私贩集团给利用。
爆发的所有的起义,实际上都是这些私贩集团所带头发起来的,真正有罪过的也就是这些集团的首脑人物,如果这一次也同样希望能够比较简单的,将叛乱给平息下去,同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瓦解私贩集团周围的那些被蛊惑的普通百姓。
只要这些普通百姓能够离开叛乱,不如继续跟着那些私贩集团,仅仅只是以村落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私贩集团,至少很难继续的进行大规模的叛乱,到时候想要平叛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上次秦桧是去的信州,这次则是从饶州过隆昌府,向南过抚州,只不过他们之后是顺着向西南的方向到达乐安县城,又被迫走吉州,到达兴国县,最后才到达的虔州。
因为此时虔州东部的云都和信丰两县,已经完全落入了起义军之手,而瑞金一带也即将落入义军的手中,所以整个虔州的东部他是不能走的。
到了虔州之后,虔州知州的薛弼亲自迎接秦桧,并且主动开始和他讨论这一次的事情,这薛弼乃是政和年间的进士,本身也是有着一定的能力,才会派到这个地方来当知州的,并且他在这里从政数年,已经对此地的各种事物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也对这一次叛乱的发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薛知州,你分析的很好,只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将叛乱给平息掉,只是不知道你对于平息这一次的叛乱有什么想法呢?”
“回秦尚书,下官其实数年之前就已经在,一直想着当地的事情,之前实际上只是在想一些表面的东西,直到知道了秦尚书在信州的做法之后,下官才知道自己之前的幼稚,多少有了一些真正的想法。”
“说来听听。”
“诺,下官认为,百姓之所以谋反,还是受到了蛊惑,如果能够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应该不会继续参加叛乱了。”
“嗯,你的意思是,也如信州一样给予普通百姓好处是吗?”
“下官正有此意,只是其中也都有不同的地方。”
“哦!不同的地方。”
“信州之乱盖因为税收过重,百姓无法生活而起,这一次虔州的问题主要还是由私贩引起,所以想要真正的将叛乱给解决,而且平息之后所有可能会发生的叛乱,必须要将私贩的问题从根源上给解决,这就是和信州不同的地方。”薛弼说道。
“说的不错,如果不将私贩的问题解决,虔州不宁,淮南西路不宁矣,只是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不妨说出来,我们一起参详一下。”
“秦尚书大才,下官不过萤火,便在这里出言,只是下官献丑,还希望秦尚书不要责怪。”
“无妨,说出来我们也算是互相补充。”
“诺,首先下官认为私贩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赣南地区民生凋敝,百姓在土地上进行营生,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所以才会想办法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私贩。另外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最主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此地所使用的淮盐问题。”薛弼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