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是迷路。在特拉维夫,找不到往耶路撒冷的标志;在耶路撒冷,又找不到往伯利罕的指标。指标往往忽隐忽现,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不见了,由你去猜测,而猜测的路又往往是错的。
“请问往耶路撒冷的公路入口在哪里?”卡碧探头出去,大声的问。
大肚子的女人叽哩呱啦比手划脚一番,卡碧听得糊里糊涂,打开车门,女人坐了进来。
“她说她带我们去,反正她那边也有车可搭……”
两个人讲希伯来语,声音很大,话很多,表情丰富多变。
“她说她九月临盆,是第三个了……”
“她说以色列要完蛋了!阿拉伯人杀犹太人,犹太人杀阿拉伯人。上星期放火烧阿拉伯人房子的犹太人是她的邻居……”
“她问你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种族问题?左转还是直走?她问你们的小孩几岁了?
你们是做什么的?瑞士一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她很向往……”
瑞士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那个美丽地方的人,绝对不会坐进陌生人的车子里去为他们带路。瑞士人或许会开车让你跟着走一段,但他不会坐进你车里;距离太近,人的气味会令他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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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到了。一个拖着长裙子的老妇人深深的弯下腰,捡拾地上的菜叶,一把把丢进身边的竹篓。两个荷枪的军人站着聊天,他们卷起袖子,敞开胸口,露出浓密的毛发挥身冒着热汗。以台湾军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的军人个个服装不整、行为不检……士兵抽着烟、坐在地上、歪靠在墙上,或者与女朋友搂抱依偎着过街,到处可见。而他们在战场上的彪悍却又举世闻名。也许真正在作战状态中的军人反而不会去重视表面上的服装仪容吧!
士兵的对面,站着一个一身墨漆的犹太教徒:一顶黑色的高帽,一大把黑色的胡须,及膝的黑色大衣下露出黑色的裤角、黑鞋。他正弓着腰,散发“福音”。
熙来攘往的人对“福音”却没什么兴趣,眼睛盯的是摊子上红艳艳的水果蔬菜,卖莱的小贩大多是以色列的“次等公民”——阿拉伯人。一个深肤大眼、十二三岁的男孩正在叫卖他的摊子——十只嫩黄的小鸡叽叽喳喳叫着。一个爸爸把十只小鸡装在一个蛋糕盒子里,旁边的孩子兴奋得手足无措。
卖西瓜的汉子高高举着一片鲜红的西瓜,大声喊着:“不好吃包退!”几个水果贩子开始击节歌唱,一个唱:“我家东西最新鲜”,另一个接着:“我家东西最便宜——”。一来一往,有唱也有和,市场里响起一片明快的节奏,压住了鸡鸭的呱呱声。
“以前他们唱得更起劲呢!”卡碧摸摸摊子上陈列的三角裤,一边说:“可是有犹太人批评,说那么大声有失文雅,是不文明的表现,外国人会笑话……”
经过一条窄巷,穿着汗衫的老头子从斑驳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对我挥挥手:“喂,你们哪里来的?荷兰吗?”
卡碧对我眨眨眼说:“他大概没见过东方人:荷兰大概是他所能想像最远的地方了。”
“上来喝杯咖啡好不好?”老头用力的招手。
我也对他招手,他破旧的窗口摆着一盆红得发亮的天竺葵:“也请我的丈夫吗?”
“你的丈夫不请!”他大声的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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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了。住宅区的巷子里还有追逐嘻戏的孩子,放纵的脚步,快乐的嘶喊。
公寓里都亮着灯,电视的声音从一家一家敞开的阳台冲到巷子里来。频道声音大概不能不转到极大,因为隔邻的、对门的、楼上楼下的电视声形成强大的声网,不开极大就听不见自己的电视。
“你觉得很吵吗?”卡碧说:“哈,现在已经很好啦!我还小的时候,有电视的人不多,街坊有电视的人家就把电视放在阳台上,对街播送,大家看。不看不行,不听更不行。幸好那时候只有一个频道,家家都发出一样的声音。现在却不成,你得压过别人的声音才听得到自己的。”
不晓得从哪里传来歌声,透过麦克风的扩大,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来。
“吵死了,”卡碧的母亲摇摇头,“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是暑期什么游乐会的!”
从窗口望出,操场那头似乎有万人攒动,“你瞧,对面那栋公寓就是我儿子住的,可是从这到那,你相不相信,居然没有路,建筑商互推责任。我又半身不遂,到对门找儿子还得叫计程车来绕好大一圈,唉!真要命,谈什么效率哟!”
“我写了封很生气的信给特拉维夫市长,”卡碧背靠着窗外的“铁窗”说话,“他倒是马上就回了信,说下星期要亲自来我家了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