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师政委加比舍夫。”他回答,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向他出示了党证,并报告说,我是步兵第43团团长。
加比舍夫笑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我那里去!”
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兼做卧室的办公室。加比舍夫急急忙忙地责备起我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这副样子就到我们这儿来?活象只剥光的兔子。”
我除了口头解释外,还交验了物证:脱下凉鞋,并给他看身上的绷带……。
谈话近一个钟头。师政委询问了我团的战斗力、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武器、弹药、被装和粮食的保障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一点也不隐瞒,一点也不夸张。
谈完话后,政委建议我同他一起去见师长。
“我就对他说,我是偶然在街上遇见你,问清楚你是谁之后,才决定来的。”
这种同志式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
我们走进师司令部所在地,加比舍夫有保留地把我介绍给师长。
“他很不幸,”他说:“他有病,甚至不能穿军装,因此他很难为情。”
师长卡尔波夫原来是沙皇军队的基干军官。开始时,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听完政委的解释之后,他的表情和悦了,并让我坐下。
卡尔波夫年仅40—45岁。听完我的报告,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好象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直到我问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时,他才非常含糊地回答:
“一切都取决于形势。”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和从哪里给我团搞到供应。他认为我提问题没找准对象,让我去问师供给主任。我从师长这里得到唯一的消息是:
“斯特罗加诺夫的第3旅的司令部刚刚到达亚纳乌尔车站。你的第43团将编入这个旅……”
就这样,我结束了对步兵第5师师长的拜访。我缓慢地向政治部走去。加比舍夫赶上我。拍了一下我的后背,用信任的语气问:
“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回答。
加比舍夫把我又叫到他那儿,坦率地对我说:
“你啊,崔可夫,作为年轻的指挥官和共产党员,要警惕!如果你能像以往那样独立地去完成战斗任务,我们将支持你。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明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回到团里去,象从前一样去干吧!”
我们象老相识、老朋友那样亲切告别了。
我再没去司令部的其他部门。对于我来说,拜访了这两个人物就够了:一个是个兄长,另一个官气十足。
的确,旅比师低一级,在第15旅里,情况要好些。旅长斯特罗加诺夫虽然不是党员,是个沙俄军队的旧军官,但他经常到各团里看看。而旅政委们,象戈里亚奇金、萨达科夫更是我们的常客。我们这些年轻的指挥员总是能感受到政治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同政委们建立了十分融洽和密切的关系。
6月份和7月上旬,我们一直紧紧地咬住退却的敌人。他们在后卫的掩护下,竭力想摆脱我们。 白匪军的用意很明显:重新布置兵力,调集新锐预备队,到乌拉尔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的任务也十分明确,就是在敌人到达乌拉尔之前或在乌拉尔境内,赶上敌人并歼灭他们。这就决定了我们进攻的战术。我们从行进间不断突袭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