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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我们可以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是否保持着一种平等进入和开放的状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是否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状态这样两个方面，来观察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现象对于阶层结构化的不利影响。

在现代社会，作为公民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基本权利，任何阶层特别是具有较高社会位置的阶层都不应以任何理由人为地设置障碍，来排斥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进入本阶层，以达到维护本阶层特有利益的目的。而且，一个人，只要是具备了某种能力，就应当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相应的社会位置。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假定有一种自然禀赋的分配，那些处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着使用它们的同样愿望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亦即不管他们生来是属于什么样的收入阶层。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同时，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

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换言之，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这种现象同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问题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中国现阶段存在着不少制度性的制约因素，如不公正的户籍制度、缺乏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有重要缺陷的就业制度以及不公正的教育制度等。正如韦伯（Max　Weber）所言，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正是这些不正常的制度性因素，严重地妨碍着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和开放，从而造成一种畸形化的阶层化过程。如果仅仅从职业流动的指标来看，大量的农民已经变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然而这些农民要想融入城市生活，要想在城市当中安家落户则难乎其难，难以完成阶层的实际转换。比如，农民进城后首先要面临着居住的问题。但是按照市场的价格，购买一套商品房对农民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通过贷款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这些人的就业尚且是个未知数，更何况其日常生活、子女就学的开支比以前要大幅增加。如此一大笔支出确实难以筹措。许多农民（实际上其职业身份已经变为工人）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了多年，其劳动成果已被统计在这些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但他们的身份却依旧是“农村居民”，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和日常的社会活动条件也因之要低“城市居民”一等。表11（略）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城市中单位对待城市户口人员和农村户口人员的差别当中，清晰地看到城市当中的城市户口人员和农村户口人员在住房、医疗、养老等重要的生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别。2003年底，中国在农村居住的人口是76　851万人，但全国农村户口的人员总量还在93　500万人，两者相差亿人以上。这说明，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明显地降低了社会流动的质量，严重地阻碍着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和开放。另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　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占总人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而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教育的落后，必定会降低农民的职业能力，进而会严重妨碍农民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会使农民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和开放过程中缺乏起码的平台。这种情形，不但对于目前的阶层化过程，就是对于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的阶层化过程也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14）

为了保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整合，就必须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社会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是指，处在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不能以损害处在较低位置的阶层的利益为必要的前提条件，相反，在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的同时，较低位置阶层的处境应当随之得到改善。按照罗尔斯的解释，“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别无论有多么大，人们无论多么情愿工作以在产品中为自己挣得更大的份额，现存的不平等必须确实有效地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否则这种不平等是不被允许的。”

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现阶段，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同主要群体生活处境的改善两者之间不但缺乏具有积极意义的相关性，相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向意义的相关性。换言之，前者的利益增进不仅没有改善后者的生活状况，反而在不小的程度上相对恶化了后者的生活状况，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等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财富过度地向社会上层聚集。这一点，从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富裕群体所占有的财富比例等几个指标中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其一，基尼系数上升速度很快。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左右上升到1993年的，这样的上升速度和幅度在所有国家当中是最大的。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人们对于中国现阶段基尼系数的判断有些差别，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基尼系数在以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上升到，上升幅度高达近40％。又如，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调查大陆的基尼系数是或左右。其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居世界之首。按照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1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倍显然，中国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从近几年的具体数据看，1998、1999、2000年这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倍、倍和倍，2002年达到倍。这是一般的统计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专家的看法，如果再进一步地具体化，情况要严重得多：如果扣除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再把城镇居民享受的一些福利也考虑进来，那么差距就更大，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6∶1。其三，富裕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迅速提高。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

（三）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现象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而且，如果不以大力度的措施予以应对，这一现象甚至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加重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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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以及一些不合理的习惯或是潜规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固化的情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占有与分配的公正状况，影响着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形式，并最终加剧了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

社会公共资源被挪用、挤占、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诚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谈及的那样，中国现阶段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存有偏颇之处，即不是定位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而是经济型的政府，于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严重缺位，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被用于经济方面而不是基本的民生方面。再者，在盲目追求　GDP增长的情况之下，政府的政绩观也往往容易陷入诸如膨胀经济水分、过分维护地区利益和形象、相互间模仿和攀比等误区。比如，为了呈现出本地繁荣的经济景象，不少地方热衷于建造一些超出负担能力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扩建城区、修建城市广场、扩展各种形式的开发区，等等，为此透支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这样一来，必然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比如对被拆迁市民和失地农民的低额补偿，甚至就连不少从事城市建设的农民工的工资也被克扣。据海南省建设厅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海南拖欠工程款中有60％以上属于政府拖欠，政府已成为了拖欠工程款的大户。

社会公共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现象也比较明显，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纵向（行政隶属）的角度来看，上级的财政状况要好于下级的财政状况。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就同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系而言，基层机构最为直接，责任最大，同时也往往是最无奈的。同上级部门相比，现在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是极为窘迫的。1998年，农业部对10个省区的调查显示，乡、村两级高额负债是普遍的，乡级平均负债400万元，村级平均负债20万元。另据调查，中国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的乡镇基层债务额超过5　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　300亿元，村级估计达2　500亿元。全国约有23的乡镇不能正常发工资，有的欠一个月，有的欠一年，相当多的乡镇还在发1992年标准的工资。基层财政的窘迫，不仅难以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而且在客观上容易助长一些基层干部同民众“争利”的现象，从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其二，从横向（区域之间）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共资源越来越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对此，我们从东部一些城市建设的投资状况同西部一些省份的财政状况的比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暂且不论像人们所熟悉的北京准备用2　800亿元的资金打造“新北京、新奥运”、上海准备用4　000亿元的资金迎接世界博览会，等等，我们只是来看一下山东省济南市这个东部地区发展程度尚不算上乘的城市仅仅是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资金情况。据报道，1999～2003年的5年，济南市城市建设累计投资近600亿元。在此基础之上，济南市又计划5年内投资1　360亿元用于城市建设。相比之下，西部许多省份2003年全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只有几十亿元至一百多亿元（见表12，略）。这种势头如果长期保持下去，那么，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会加速拉大，西部地区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问题毫无疑问地会严重加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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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现象明显，致使社会公共资源向强势群体倾斜和流入。由于社会在一定范围内的失序以及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待不同群体厚此薄彼等多种原因的存在，导致不少社会公共资源出现来源不畅、投向违规的情形。一方面，本应形成的一些社会公共资源难以形成，这突出地反映在大量的税收收入很难兑现。例如，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　000亿～4　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另一方面，现有的公共资源由于种种违规活动而损失严重。以广州市和江苏省为例，从1998年到2003年，广州市审计部门共完成审计项目474个，查出违规资金高达亿元。两年内，江苏全省共审计11　447个单位，揭露各类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和一些经济犯罪案件，查出违纪违规金额亿元。一个省辖市、一个省尚且如此，全国违规活动之严重更是可想而知。就连国家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也卷入类似的违规活动。中国现阶段的官员寻租现象也令人触目惊心。据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　000名*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许多大案要案都是通过离岸金融口岸发生的。另外，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土地收益的严重流失，均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重大损失。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这一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负面影响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利影响之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一现象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抵消发展的意义

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而且是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本位的发展。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社会的主要群体，不论是改革的参与者还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均应当成为改革成果的分享者。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惠及十几亿人口”。而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中国社会主要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缺乏基本的发展平台，意味着其基本的家庭财富难以得到可预见的必要积累，意味着中国大量的社会成员无法有效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意味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这就造成了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二）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息息相关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具体依据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在于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通俗地讲，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打江山，坐江山”。建国以后，也正是由于顺应了中国民众的根本要求，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公认的建设成就，使民众得到了具体的“实惠”，因而才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显然，能否确保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能否给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带来实际的利益，能否使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不断地得到提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亦即执政和建设时期能否继续保持其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关键。而在民众当中，工人和农民居于主体性的地位，是主要的社会群体，是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那么，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社会基础势必会被严重地削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我们不但要重视扩大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基础问题，而且还应当重视防止中国共产党原有的执政基础萎缩和削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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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重削弱经济的拉动力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主要的经济拉动力如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