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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的话来解释,这叫做“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这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是张宏江在8年以前开拓出来的,其功绩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称道。张亚勤说他是“先驱”,李开复说他是“鼻祖”,意思都是一个:他在“视频检索”方面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没有人能取代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位置。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他的“叶县故事”。

“叶县故事”的第一个情节出现在1973年那次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全国都在恢复学校的秩序,学生们回到教室里,老师们回到讲台上,有个说法描述这种情形,叫“复课闹革命”。叶县的中学也复课了,宏江刚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那是他第一次走进一所正规的学校,第一次经历正常的教育。

但是这孩子的精神世界还在随心所欲的状态中。有一天自习课,他不肯做作业却埋头画画,被老师发现,当场一顿训斥,揪出教室。这是那时候学校里面最严厉的体罚,对这孩子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屈辱。走回教室的时候,他哭了。那感觉直到30年以后还能记得:“那是我这辈子唯一被人逼过的一次,我还从来没有被当众揪出去呢。”

“等着瞧吧。”他一边哭一边对老师说。

这有点像一句中国成语说的,“知耻后勇”。很多孩子都曾有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只不过没有遇到持续的激励,所以不能长久。事实上,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们的自尊自信就不断地受到侵犯,就像一块石头,被一把坚硬的凿子敲打着,一点一滴地被击得粉碎。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破坏力量,都是来自那些自称要教育孩子成才的人——父母和老师。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孩子,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似乎是敲不碎的。因为他们内心里的力量更强大,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说起过的那种情形:“没有你的同意,谁都无法使你自卑。”

几周之后,宏江迎来他期待的时刻。这是学校复课以后第一次正规考试,老师和同学都认定意义重大,而宏江心里还有一个更加强烈的愿望。结果他如愿以偿,在360个同学中得了第一名。老师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学生,可是他却发现原来那个让老师“等着瞧”的念头,一点也不重要了。他拥有了更重要的东西:“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而且是突然意识到的。”

事实常常是,一般最平常的孩子其实和头戴“神童”光环的孩子一样,也具有潜在的能力。就像亚勤、宏江和向洋这三个人说的,每个孩子都是潜在的天才。不幸的是,大多数孩子往往不相信自己拥有才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也不相信,所以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一次表现的机会。

宏江的幸运不在于他拥有超越其他孩子的能力,而在于他有机会发现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有机会表现出来。那一瞬间,他看到了自己的长处、能量和潜力。他对自己的看法从此发生改变。

“我相信我是最聪明的。”他对自己说:“是的,我是最聪明的。即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不如别人,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能比别人做得好’。”

成功驱使他远离自卑,向着自信走去。但几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临近的驻马店市有一个女学生自杀,报纸上引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造成的恶果”。大批判的高潮再度掀起,干校扩大了,工厂也扩大了,工农兵再次呼喊着口号占领“上层建筑”,惟有正规的学校在沉寂。张宏江离开了给他带来那么多“第一”的县中学,回到父母工厂的学校去读书。

这里学生很少,但老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读书的时间。语文老师似乎格外眷顾这个曾经“考试第一”的孩子,他也在老师的眷顾和偏爱当中巩固了自己的信心。对于今天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者“恨铁不成钢”的老师来说,这些往事也许能够证明一件事:

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的知识都重要。

灾难发生之后(1)

如果我的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一个低沉的家庭,一个怨天尤人的家庭,那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周明

周明清楚地记得1974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以及在那之后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两个姐姐双双死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妈妈的精神世界几近崩溃,而周明当时还不到10岁。别人的成长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男孩子却是在那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每天上学走在那条小路上,他就渴望着找到一些踪迹,能证明两个姐姐都还活着。路边的高墙重新矗立起来了,那一天,就是这堵墙倒塌了,把姐姐压在下面。现在,它对着他,默默无言,没有生机。他也看着它,祈祷奇迹能够发生,姐姐能从高墙深处飘然走出。一年又一年,小男孩长大成人,他自己的孩子也和记忆中的姐姐一样高了,可姐姐还是没有回来,她们成了这个家庭永远的痛。

那一年周家住在承德。这城市坐落在塞外崇山之间,交通不便,却在中国相当有名,因为它是旧时皇家的避暑胜地。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京城有些权势的人家每年夏天总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戴河,另一个就是承德。但周家是平民,住在城乡结合处的一处破旧的平房里,父亲当年大学毕业后从湖南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避暑,而是想要为国家寻找矿藏。

周明出生在“大萧条”结束后的年代里,中国开始短暂的休养生息的阶段。这以前的三年中,饥荒造成千万人死亡和一亿儿童的营养不良,现在,物质紧缺的情形稍有改变,但精神的匮乏却更加严重。接着,“文革”开始了,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所有学校全都停止上课,还把那些有点知识的人赶出城市,赶到乡村。那时候,把一个城里人赶到农村去,是除了坐牢杀头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公开的舆论却把这叫做“教育”。党的领袖毛泽东那时候颁发的一个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周家来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是不那么分明的。父亲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之家,50年代从中南矿物学院(现在叫中南地质大学)毕业了,这在当地农村是个大新闻。方圆百里之内的乡亲都来祝贺,可是按照那时的说法,这叫“臭老九”。幸亏他当初拼命要求当一个地质工程师,算是半个工人阶级,所以没有受到政治冲击。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从南方到北方,随地质队出入在荒山野岭间,餐风露宿,居无定所,在野外结婚,然后带着整个家在野外到处跑。妻子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却生活在地质队,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也是出生在野外营地里。直到周明上学那年,这家人才定居在这城市的边缘。

父亲一生都在寻找宝藏,这有点像武侠传奇故事中的那些大侠,但是他的故事没有那么浪漫,他找到很多矿藏,有金矿、银矿,还有形形色色周明说不出名字来的有色金属矿,那都是国家的。他本人一直都是穷人,还是个老实人,妈妈也是一样。这对夫妻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让孩子们拼命读书。

姐妹两人在5个孩子中最聪明也最用功读书,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那一年,姐姐读初一,妹妹读小学五年级。一天下午,姐姐放学后被老师留下检查同学作业,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不放心,让妹妹去找。

姐妹两人携手回家的时候,天黑了。那条路并不遥远,30分钟就能走到家,何况这条路也是天天走的,所以没人想到会发生意外。但就在这时,下起雨来,开始是小雨,很快就成了瓢泼之势。姐妹俩顶着大雨继续前行,经过那堵土墙下。墙倒了,把姐妹俩埋在下面。

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女儿回来,急坏了。丈夫在野外找矿,长年累月不回家。家里也没有电话,不能报信。她只好独自跑出去,沿着女儿上学的路,跑到学校,再跑回来,在风雨中奔跑了一整夜,好几次走过倒塌的土墙,竟没有发现异常。

天亮了,她在断壁残垣旁边看到女儿的雨伞,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大叫一声扑过去,挥舞双手插进土墙,就像疯了一样。土墙被扒开了,但还是晚了,姐妹二人在两个小时前憋死了。

家庭出现这种变故,真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母亲精神恍惚,身体一下子垮下来,神经也不正常了。全家充满了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充满了怨言。埋怨那条路,埋怨那堵墙,埋怨那场雨,埋怨政府官员,埋怨学校的老师,埋怨自己,埋怨父亲就知道为国家寻找金山银山,不顾家。三个弟弟全都焦虑不安,不再淘气。姐姐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但现在彼此都害怕说出内心中对姐姐的思念。

母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在确信两个女儿真的不能回来之后,她也不再去那条小路上寻找。她还有三个儿子,还有希望。

“不要抱怨,要靠自己。”母亲总是对儿子重复这句话:“只有自己的本事最可靠。”

当母亲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就意味着她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从绝望中摆脱出来,也意味着这个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周明本是两个姐姐宠爱的小弟,现在却觉得自己在家里有了一份责任。他从这一场变故中学到了很多,打算把自己变得像姐姐一样优秀,像母亲一样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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