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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猛然醒悟：来告状的人都象这些赛跑的显贵们一样，只会各说各的理，接待站怎么会凭一面之词就签发“圣旨”呢？自己完全是出来白跑了，现在应赶紧回四川！

黄成打算：出文化宫后，再看看天安门和金水桥，然后就去火车站，路途中，先寻一个小饭店，去最简单地填填肚子，还要找个邮局将信袋邮出。此时，也是在路途中的王府井大街，尽管天下闻名，却已不在他的心思里、没想到要拐进去观光了，对于被失望和拮据窘迫着的他来说，热闹的大街无异于天上的街市，最富丽豪华的商场也狗屁不值，他只想一步就回到四川成都。他有个老邻居兼好同学的哥哥，在成都四川大学当助教，自己也很熟悉，他想去寻求那位兄长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

正当他在最后静穆地瞻仰天安门城楼时，观礼台旁一串动人的孩提笑声干扰了他，笑声是从一群人丛中发出来的。见有几个同自己一样失魂落魄的上访者也在那儿围观，他好奇地走了过去。

被忘我的路人和倒霉鬼们围着的，是一个年青母亲和她的两个极漂亮小姑娘。两个较胖的小姑娘都仅一岁多，吸引人之处不仅是她们的美丽和干净，而且还在于她俩是一对相似得令人神往的双胞胎！那清澈的大眼，那使人想咬一口的胖脸蛋，那微黄的天然鬈发，那笨拙天真的动作和开心的笑声，那黑灯心绒背心、红连衣裙和白袜小黑布鞋，都神奇地一模一样，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小家伙坐在一片小地毯上，正抢玩着一个小花皮球，银铃般的欢笑声，将围观者感染得*出了笑容。

虽有福气但很憔悴的母亲，疲惫地坐在小地毯角上，灰暗而相貌平平的面孔，更映衬出了珍宝般女儿们的美丽。心力交瘁而失神的她，在往一个白搪瓷缸里默默地掰硬饼，其动作之缓慢，好象预示着她在世上已活不长了。

她顶多三十岁，头发与两个小女儿头上干净鲜嫩的柔发迥然不同，灰黄而干枯。没领章的绿军衣和黑裤子虽不破旧，也很合身，但已是很久未洗的了，上面好多灰白汗渍和结定了的尘埃。白袜倒还过得去，解放鞋却旧而脏，看得出那要坏了的军鞋已经历了许多风尘。细看之下，因奇瘦而可怕了的深眼眶面庞，竟暗藏着昔日惊人的风采，难怪她的女儿们那么漂亮。

她身边有个酱色旧头巾系的大包＇里面显然全是小孩用品＇、一个半新的军用水壶和一个黄挎包，真不知她是怎样带着这些东西又驮扯着两个宝贝走路的。昨晚那个拍手哀歌的高个子北方农妇，挽着花布包袱站在她跟前，低头看着她出神。

一个五十多岁的过路妇女，听见人圈里发出的天使笑声，客气地央人让道站进了人圈。她高大而略胖，齐耳短发，白色短袖衬衣灰色长裤，提着个小黑包，象个当干部的老大姐。老大姐微笑着惊异地打量母女三人，很有兴趣地注意了一会儿两个正在地毯上坐爬吮手的小家伙，俯身问那母亲：“你们哪儿来的？”口中是与普通话略有区别的北京话＇黄成上前年来北京时，才领略了两种话不是一个调＇。

年青母亲没反应，两小家伙却抢着回答：“新疆！”“新疆！”口齿出人意外地伶俐，竟然是普通话，昂起一对白额头来，在晃眼的阳光下眨着长睫毛，两个小食指，各自指向了天上的某一方。

北方农妇连忙蹲下去，怀里抱着自己的包袱，大声对母亲说：“有人问你了！”好象母女三人的告状有了希望。

年青母亲不理她，仍专注地掰着手中的饼。两个小姑娘听不懂农妇的嚷嚷，惊恐地望着农妇，担心她要伤害自己的妈妈。

农妇大约刚才已从年青母亲口中掏出了几句话，干脆站起来替她回答：

“新疆来的，两天了。她男人是干部，打死啦。”

大家一片沉默，看着两个不晓事的小家伙，各自展开了遐想。

略胖的老妇人凝住了微笑，沉思地看了一会儿年青的母亲，默默地转身挤出去了。

老妇人出了人群，步态犹豫地走了两丈多远后，停下来，想了想，打开小提包，低头摸索了一会儿，又走了回来，手中捏着一张五元的人民币。

有人注意到了她的手（那可是巨款），赶紧叫嚷要人们快给活菩萨让道，有个家伙还鼓了两声掌。

受欢迎的老妇人复杂地苦笑着，将钱交给北方农妇，烦她转递给尽职的母亲，自己立即转身出人群快步走了。

已绝望得快要不想食人间烟火了的母亲，好象看不见农妇手中的钱，慢慢地拧开军用水壶，要往搪瓷缸里倒水泡软硬饼块。农妇强将钱深深地塞进了她的衣兜。

大概是受了巨款的震撼，好几张两角、壹角的纸币和几枚五分硬币，先后落到了小地毯上，还有人躬身伸手进去，在两小姑娘之间，放下了几颗包装纸简陋的糖果。

两小姑娘仰脖看天，看众人，不明白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一枚从人丛中抛进来的五分硬币，大概是怕打着孩子，竟滚落到小地毯外去了。农妇连忙蹲下，欠身伸手将它拣回，并将其它落下的钱也全部飞速地收拣，在手中理了理，塞进了年青母亲随身的挎包，将糖果装进了两个小姑娘黑背心上的小兜兜，然后站起身，急忙转身分开人群走了，她有自己更应操心的事。

果然，当黄成咬紧牙关一毛不拔地退出人圈，匆匆地离开广场时，那位重新关心自己的农妇，又在文化宫门前不远处，悠悠地拍手高歌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六章

二　十　六　　凯　　　旋

在王府井街口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黄成用全国粮票买了一斤六两馒头（八个），他边走边吃了两个，剩下的六个就是回四川途中的干粮了。

没再走多远，他便看见在大街的南侧有一个邮局，邮局门前的人行道沿坎上，立着一个绿色的邮筒。他进邮局去用糨糊封好了大信袋，买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将它贴在信袋上，然后出门将信袋稳妥地塞进了邮筒。

在离开林场后的这二十多天里，这是他终于做了的、唯一的一件有意义的事，但也是最没名堂的事，因为在林场附近任何一个小镇或乡村公社，都有邮政代办所，都可以将这信袋邮出，他跑到北京来邮，可算是替邮电部大大地省了运费了。

然而，他也占了邮电部一个大便宜：

好多好多天后，林场某分场的的几位知青，下山去镇上赶场时，在区邮电所里，意外地被告知了这个大大超重了的信袋，信袋上增加了好些灰尘和一张纸签，纸签上注明：“邮资不足，退还寄件人”！

因信袋上寄件人的地址写的是林场总场，而总场已经没什么人，好长时间没人下山来了，所以它就在邮电所里搁浅了好些日子。总之，邮电部是不远万水千山，很热情负责地给黄成赔了血本。

那分场的知青掏钱帮着重新贴足了邮票，又将这个“陈伯达首长收”的大袋邮了出去，让它终于成了一袋永不知去向的废纸，因为重新邮出后不久，中央就下达了文件，公布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对陈伯达进行大批判。

下午五点过，黄成拿着张只能到保定的车票，黯然地登上了从北京到成都的特快列车。买这张票他花了三块多钱，现在，衣兜里就只剩下六毛钱了。他必需保留住这六毛钱，不仅要靠它去找到那位助教，万一找不到，还得靠它回川南。

从起点站买票上车，是理直气壮地有座位的，但黄成却坐得忧心忡忡，他担心过了保定后，随时会被查票的列车员撵下车。

身旁旅客们枯燥地聊天，他沮丧地不介入。为了万一被撵下车时不太丢脸，当邻座们也想同他说点话时，他愁苦地声称，自己刚才挤着上车时，钱包被偷了，而且钱包里还有车票！

大家顿时惊讶和同情起来，兴奋有了重大的话题，纷纷给他出起了主意。有人警告他：被列车员查到时，坚决别下车，否则就再也回不到那么遥远的家了；有人怀疑地打量着他的挎包说：不行就耍赖皮，在车上卖行李；还有人建议他届时主动要求搜身，证实车票确实丢了没钱了。

这高明的建议使黄成吓了一跳：被搜出到保定的车票不就露馅了！

他马上打算，一过了保定，就去厕所里把车票扔进便池孔。如果列车员质疑：“当时为什么不向乘务员报案呢？”“怕你们不相信把我撵下去。”他准备这样诡辩。被搜身他是不怕的，彻底搜身的结果，正好能证明他的诚实和高尚，如果说得上也有高尚的话。

黄昏时，火车到了保定，一个刚上车的旅客，拿着从保定到成都的坐票寻了过来，座号就是黄成的席位，黄成只好起身离开，并立即去厕所扔了已无用的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