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2部分（第2页）

父亲他们三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三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谁家有事，另外两家都会鼎力帮助。多年的患难岁月，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后来抱养了亲戚家一个女孩，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女孩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书面语言叫入赘。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万灵伯家的女儿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可是学习一直很差，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我听到父母私下里商量，想把妮子介绍给我，让我们定娃娃亲。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去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看受难的人民。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写着这样一副标语：“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要媳妇”？

而现在，父亲走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都没有活过60岁。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夺走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是谁？

根生伯和万灵伯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他们和父亲一样，一直没有钱看病，也一直舍不得钱看病。那时候，一场感冒就会带走全家一年农作物的收入，更何况这些没来由的病。根生伯是胃癌，万灵伯是食道癌，父亲是骨肉瘤。他们有了病后，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而又严重缺乏营养，造成了身体亏空，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父亲，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却无法留住。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老天爷要收人，谁也没有办法。我娃甭难受。”

北方农村每天两顿饭，早晨10点左右一次，下午4点左右一次。

吃完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村外的坟地里。坟地距离村口有几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这里。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茔都挨在一起，父亲的坟头上有两棵小柏树，那是弟弟从悬崖上移植到这里的。父亲的坟头上荒草萋萋，一岁一荣枯，那是去年才生长的。柏树的枝叶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荒草在寒风中抖动着，看了让人心酸。根生伯和万灵伯的坟头上都插着花圈，根生伯坟头上的花圈更新些，而万灵伯坟头上的花圈则只剩下了骨架。

现在，他们三个老哥们还在一起，互相陪伴着，应该不会孤单了吧。

又开始下雪了，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异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个人。这里非常寂静。天气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红塔山，一根一根点燃了，一共点燃了三根，分别插在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头上。红塔山，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香烟。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当官的，好像是搞调研，给见到的每个农民发了一根红塔山。根生伯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等到发烟的人走远了，他从耳朵上取下香烟，翻来覆去地看着：“啊呀，这就是人家说的红塔山？”

红塔山，也是父亲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香烟。有一次，万灵伯叼着旱烟锅子说：“什么时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红塔山，那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跪在他们的坟前，任风雪吹打着我，我知道我难得从南方回来一趟，再见到父亲他们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相信，父亲、根生伯、万灵伯能够知道我回来了，能够看到我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和弟弟也来了，也跪在我的身边。他们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来了坟地，就赶过来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后我和弟弟也哭了

，我们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几乎昏厥过来。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母亲来了，母亲拉起我们说：“回家啊，你爸爸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好，就放心了。你们都甭伤心。”

我们站起身来，父亲坟前留下三个跪拜的雪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时刻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一点也不一样。我的这些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像我这样的苦难。他们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车，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幸福。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拿着200元钱来到城市的，我是为了省一元钱而跟在公交车的后面一路奔跑着去招聘的，我是喝着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

城市富裕家庭和农村贫穷家庭，中间的差距让人难以想象，简直要以光年计。30年前，当他的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走进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背着耱条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当他吃着零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动画片的时候，我饿着肚子裁剪水泥包装袋给自己制作作业本。20年前，当他的父亲开着私家车奔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时候，我的父亲手持锄头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当他带着女朋友在公园里卿卿我我的时候，我在煤油灯前刻苦攻读。10年前，当他的父亲站在自己家的别墅阳台上眺望远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没有钱交医疗费而不得不回家养病；当他登上飞机去异国留学的时候，我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来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这三十年来，他们家步步为营，我们家一无所有。这三十年来，他享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现在，我要赶上他，要让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样，这又谈何容易。

然而，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全力以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孩子。

也是在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听到了弟弟深陷传销窝点的事情。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县城距离家乡几十里山路。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一些穿着西装的男子和穿着套装的女子坐弟弟的单轮车，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很像有钱人，男子的头发油光可鉴，统一梳向后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脸抹着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们的做派却一点不像有钱人。当时，县城已经有了出租车，在县城里跑，不论多远，都是三元钱，三轮车是一元钱。这些西装和套装不坐出租车，而坐三轮车。坐三轮车的时候还要搞价，“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刚好没有几毛钱零钱。”

刚开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们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对劲。而且，他们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这些人在干什么，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经有一次，弟弟问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他们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满了疑窦：在破村子里能搞成什么科研？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住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那户人家有几间旧窑洞，窑顶已经熏黑了，用报纸裱煳着，报纸又脆又黄，上面印着“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为了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