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案子发生之后,局里就像是炸了锅。大家各显神通:有的人引经据典,有的人旁征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争得面红耳赤。似乎所有人都对案子了如指掌。
李书记“依靠群众”的调查方法未能奏效。案发现场附近的那些居委会老大妈们调查了无数“有作案嫌疑”的人,可被调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没有任何突破性线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住房条件和生活资料配给制等原因,居委会曾是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得力助手。当时许多家庭都聚居于一处,共用厨房和卫生间,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粮票之类的发放大权掌握在居委会手里,因而居委会在老百姓中间拥有比较高的权威。然而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和配给制的废止,居委会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虽说在那些待拆的贫民区,居委会还有一定影响力,但本案凶手貌似并非贫民区住户。他应该居住在更高级更私密的地方。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会干部已经不能像过去阶级斗争时代那样随便硬闯民宅了。
廖国昌提供的信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虽然那些物证看上去似乎缩小了调查范围,但那些有性犯罪前科的家伙没有符合这一范围的。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只有两三个人是独居,而有车的更是只有一位出租车司机。
而对红色旗袍本身的调查也是徒劳无功。警方已向所有生产旗袍的工厂和裁缝店发出了协查通报,以征集信息。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关于这种特殊款型旗袍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距离下一位姑娘遇害越来越近了。
于光明看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出神,这时他听到佩琴在盥洗室倒水的声音。他赶忙熄灭香烟,把烟灰缸藏了起来。
他可不想听到佩琴因为抽烟的事对自己唠叨,他希望同她探讨一下案情。从前她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帮他梳理过许多案件的调查思路。而这一次,她至少可以谈谈对那件旗袍的看法。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她很喜欢逛街,虽然也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都是只看不买。
佩琴走进房间,边走边擦着头发。
“老公,你看起来气色不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弄干头发就来。”她温柔地对丈夫说道。
于光明点点头,脱掉衣服躺下。被窝里有点凉,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感到一丝暖意。
佩琴回来了,光着脚走过来,掀起被子躺在丈夫身边,调皮地用冰凉的脚踢着他的腿。
“老婆,要不要帮你灌个汤婆子'3'?”于光明怜惜地问道。'3'方言,盛热水后放在被中取暖的用具,多用铜合金或陶瓷、塑料制成。
“不要,有你就行。”她紧紧抱住他,“将来勤勤考上大学了,这儿可就只剩咱俩了。到时候家里肯定空落落的。”
“担心什么,”他抚摸着妻子鬓角的一丝白发,借机直奔主题,“老婆,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别哄我了。”
“我今天在商店看见一件旗袍,很适合你。你从前穿过旗袍吗?”
“哎呀,你啊。你啥时候见我穿过旗袍?咱们上中学那会儿不是都说只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才穿那东西吗?后来咱们去云南插队,穿了十年军装。再后来回城了,住在你爹那儿,连个衣柜都没有。老公,你一点儿都不疼我。”
“现在咱们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以后要好好补偿你。”于光明说道。
“不过你怎么突然对旗袍这么感兴趣啊?哦,我知道了,又是案子。红旗袍杀人案,我都听说了。”
“你对旗袍懂得肯定比我多。没准在商店里试穿过吧。”
“可能试过一两次。不过我可从没逛过那些高档专卖店。你觉得像我这种在小饭馆打工的中年妇女,穿旗袍合适吗。”佩琴笑道。
“怎么不合适了?”于光明用手抚摸着妻子玲珑有致的身体说道。
“少来,别跟你们陈队长学那一套甜言蜜语。旗袍才不适合劳动妇女穿呢,特别是我这种天天在饭店里烟熏火燎的。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一篇关于旗袍的文章,很长。不过我实在是弄不懂这玩意儿怎么又流行起来了。还是说说你的案子吧。”
于是于光明开始讲述案情,包括同事们为破案所做的努力,以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挫折。
听完他的讲述,佩琴说道:“你跟你们头儿讨论了吗?”
“昨天我俩通过电话了,他正在度假,写什么文学论文呢。关于这件案子,他所说的都是些让人听不懂的哲学词儿,估计是翻译东西把脑子翻傻了。”
“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凶手是个疯子,那么旁人很难理解他的行为。因为疯子遵循的都是他自己的逻辑。”她说。
于光明等待着妻子说下去,却发现她似乎对这段讨论有点心不在焉。
“你们头儿学的是什么课程?他准备改行?”佩琴突然转移了话题。
“我不知道,谁知道他到底想干啥。”于光明答道。
“估计他正面临中年危机呢——工作缠身,压力又大,一个单身汉回家也没人疼。他现在还跟那个叫白云的姑娘约会吗?”
“应该不了吧,他从未跟我提起那个姑娘的事。”
“可是人家姑娘对他一往情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