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很小时就离开了学校,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我在学校里当电工。人家看到我时说:嘿,这小电工。他们说我怎么看都不像十八岁,想当电工就不能低于十八岁——这又有什么呢,岁数的问题我们来想办法。一年前我在开大货车,那时候我二十岁,警察看我不像,就塞点钱好了。两年前我在街上摆烟摊,人家问我多大了,我说二十五岁。今年我十八岁,真是越活越年轻了。你想要我几岁,我就可以几岁,你要什么样的证明文件我都能找来,要不然我还能在外面混吗?总而言之,我现在梳着油亮的分头,穿着贼亮的皮鞋,跷着二郎腿坐在传达室里,很像一位电工大爷,这可比驾车跑长途好多了。甭管驾驶证上几岁,我知道自己很爱打瞌睡,常把车开进沟里,开货车我是太小了点。摆烟摊受人欺负,又挣不来钱。而跟货车到新疆贩哈密瓜呢,我又吃不了这种苦。在机关学校里混事是最舒服的了。
学校的入口立着两根粗大的门柱,门柱之间是紧闭着的黑漆铁栅栏大门。学生从旁门出入。经过传达室窗外时,他们盯着我看。我坐在看门老头的木板床上,看着自己的脚尖,偶尔把脚尖移开,朝痰盂里吐口痰。我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这小子年纪轻轻,怎么不去上中学,跑到这里来坐着。这可叫没办法的事——俗话说得好,各人有各人的造化。我的造化还是小的,我有个表哥,比我大不了多少,已经做了多年的生意,挣了不少钱。现在他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要开公寓了。
所有上过小学的人都要上中学,所有上过中学的人都要上大学。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必须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公寓里。据说公寓里特别好,别人想住都住不进去。假如你生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些想必已经耳熟能详,但你也可能生在后世,所以我要说给你知道——假如有样东西人人都说好,那它必定不好,这是一定之理。
所以假如你在上学的年龄,一定要从学校里逃掉,这是当务之急——逃掉以后怎么谋生就成了问题。我一直在给人打工,我表哥在做生意。做别的倒也罢了,他居然做起公寓来了。这行当不但对品行、阅历有种种要求,还要年满三十五周岁。要是我记的不错,我表哥顶多比我大一岁——也就是说,不满十八岁。但你到了他的面前一定会打消这一个想法:我表哥头顶光秃秃,两腮和月球的表面相仿。额头上有三道抬头纹,配上又黑又粗的眉毛和一脸奸笑,就像一根四十五岁的老油条,这都是吃药吃的。在眼前这个社会里,人只有过了求学的年纪才能有前途。在这方面,撒谎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家伙拿着类固醇、睾丸酮一类的药物当家常便饭来吃,还劝我也吃,但我可不想拿自己的身体来开玩笑。顺便说一句,这家伙不但手背、脚背、胸口、小腹上满是黑毛,连背上都长着。至于他那杆大枪,让人看了都替他害臊——说实话,我今年只有十六出头,我可不想长这种东西。
我表哥先骗下了公寓管理员的证书,又骗下了公寓的营业执照,然后租下了学校对面的旧仓库,在里面装修房子。他说,我还是离你近点好,有事找你商量时近便些。他说自己最近经常一阵一阵地犯糊涂,脑子不管用了,照我看是吃药吃的。最近一段他住在我这里,每天早上,他拿几十片药,放在捣臼里捣碎,加把麦片用牛奶一冲,就那么吃下去,日久天长哪有不犯糊涂的。牛奶和麦片都是我买的,他从来就不买。连方便面他都不买,但却忘不了吃。他抽我的烟,喝我的茶,牙刷用他自己的,但使我的牙膏。唯一肯往我这里拿的就是药,而我又不吃药。我看药他也没花钱买,准是找捡破烂的要的。捡破烂的什么药都能捡到,要知道有公费医疗。我表哥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他还以此为荣,说道:要不然,我就攒出开公寓的钱了?
有关我表哥,还可以说得更多一些:我们经常搭伙干事,他嫌我懒,我嫌他抠,所以总是弄不长。现在我们处于拆伙的状态:我当我的电工,他跑他的买卖。但不管他干什么,我还得去搭把手,理由很简单:总共就这一门亲戚。要是回家亲戚会多些,但我不敢回家——进家门居委会就会找来,抓我去上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也是学校噢。
我表哥的房子装修好了,他搬了过来,带着他的家具、杂物,还有六个房客。家具装在大卡车上,由搬家公司的人搬上楼去,房客装在一辆黑玻璃的面包车上,一直没有露面。那辆面包车窗子像黑铁公寓的窗子一样,装着铁栅栏,有个武装警卫坐在车里,还有几个站在了周围。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才把面包车的门打开,请房客们下车。原来这些房客都是女的。有两位有四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教授。有三位有三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讲师。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多岁,像一个研究生,或者是高年级同学。大家都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里提着一个黑塑料垃圾袋,里面盛着换洗衣服,只有那个女孩没提塑料袋。她们从车上下来,顺着墙根站成了一排,等着我表哥清点人数。
我表哥搬家那天,北京城里刮着大风,天空被尘暴弄得灰蒙蒙的,照在地面上的阳光也变得惨白。有两位房客戴着花头巾,有三位房客戴着墨镜,其他人没有戴。我表哥说:老师们,搬家是好事情,大家高兴一点——这回的房子真不赖。但她们听了无动于衷,谁也不肯高兴。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披枷戴锁站在过往行人面前,谁也高兴不起来。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犯了错误时,就给他们戴上脚镣作为惩罚——这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没别的地方可送了。给犯人戴的脚镣是生铁铸的,房客们戴的脚镣是不锈钢做的,样子小巧别致。但它仍然是脚镣,不是别的东西。我表哥干笑着说:脚镣是租来的,这不是搬家吗,万一跑丢一个就不好了——咱们平时不戴这种东西。我表哥像别的老北京一样,喜欢说“咱们”来套近乎,但我觉得他这个“咱们”十足虚伪,因为他没戴这种东西。这些房客里有五个戴着手铐或者拇指铐——这后一种东西也非常的小巧,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顶针,把两手的大拇指铐在了一起。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假如没有钥匙,不把大拇指砍掉是取不下来的,而把拇指砍掉了就会立刻成为残废。她们双手并在前面提着袋子,像动物园里的狗熊在作揖。我表哥又说:手铐出门时才戴,不是总戴着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倒是没戴手铐,双手被一条皮绳子反绑在了身后。她挺起胸膛,好像就要从容就义的样子。我表哥解释说:咱们讨厌手铐,所以用根绳子。我听说癌病房里的病人总拿死和别人开玩笑,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间总拿性来开玩笑,这些笑话也是“咱们、咱们”地说着吧。但我觉得我表哥的笑话十足虚伪,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用根绳子吗。所有要住进公寓的人肘弯都扣着一根铁环,被一根铁链串在一起,只有我表哥例外。
我表哥告诉我说,这六个房客是从劳动局领来的,都还不错,为此没少给主办人好处。他说他一早起来,租车、租铁链子、租脚镣,忙了个要死,刚才还满地爬着往别人脚上拴链子。他还抱怨我没去帮他的忙。这话没道理,我在学校里做事。人家找电工马上就得到,如果不到会炒了我的。虽然腰里挂着BP机,我也不敢走远了。他让我今天下午别走了——他进了六个大活人。他的意思是让我留下给他出出主意。我表哥被药物催得秃头秃脑,别人原看不出他几岁,但一张嘴就露馅儿,别人听到了这些话,要是再猜不出我们是谁就是傻子了。我一直在偷眼看那皮绳反绑的女孩,只见她对身边一个房客说:欧阳,两个小流氓。小流氓想必是指我们了。我听了也不生气:我们俩岁数不大,而且的确不是好人。那位欧阳还不错,答道:小流氓就小流氓吧,总比老流氓强。——也不知强在哪里。我表哥耳朵聋没听见,要是听见了准要动手打人。对他这个人,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房客们都穿着郑重的秋季服装——呢子的上衣和裙子,这些衣服都是很贵的;脸上涂了很重的粉,嘴唇涂得鲜艳欲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年轻的女孩没有化妆。她穿着花格衬衫,袖子挽到肘上,那个扣住手臂的铁环被掩在袖子里。下襟束在腰带里,那条小牛皮的腰带好像是名牌。腿上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脚下穿一双雪白的运动鞋。那条不锈钢的脚镣亮晶晶的,镣环扣在套着白袜子的脚腕上。背着手,姿势挺拔,四下张望着——她排在队尾。我一直盯住了她看,她的领口敞开着,露出了锁骨和一部分胸口,随着呼吸平缓地起伏着。后来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她的小臂修长,手腕被黑色的皮条纠缠着。有时候她握紧拳头,把双手往上举着,这样双臂就构成个愤怒的W形;有时又把手放下来,平静地搭在对面的手臂上,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平静的一字形。与此同时,别的房客低着头,一动都不动。直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我表哥才说:好,进去吧。房客们从黑铁公寓的前门鱼贯而入,像一伙被逮住的女贼。那个女孩走在最后,她在我脚上踩了一脚,说:小坏蛋!看什么你?我翻翻白眼儿说:又看不坏,看看怎么了?
二
黑铁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从外面看起来是浅灰色的,但它名副其实,因为它里面非常的黑。在高高的天花板上,亮着一盏遥远的水银灯,照着这间宽大的房子,好像一座篮球馆内部的样子,但是这里没有篮球架子。从底层的中央乘升降机到达四楼,你会发现自己在十字交叉的通道的中心。每条通道通向一个窗子,窗子的大小刚够区别白天和黑夜。在通道两边,雕花的黑漆铁栏杆后面,就是黑铁公寓的房间——房间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你怎么也不肯同意,像这样的小房间可以要那么多的房钱。但是人家也不需要你同意,他们径直把你推进其中的一间,然后你就得为这间房子付钱了。隆冬时节,黑铁公寓里面流动着透明的暖风,从铺在地面上的橡胶地毯上方流过,黑铁公寓里面一尘不染,多亏了有效的中央空调系统。这里有第一流的房间服务——一日三餐都有人从铁门上的送饭口送进来。从这个口子送进来的还有内衣和卫生纸、袋装茶和袋装咖啡——在动物园里,人们也是这样给笼养的猛兽送东西,只是不送袋装咖啡——住在这个笼子里,你大概也用不着别的东西。这个地方过去是座旧仓库,现在是黑铁公寓。打听了这所公寓的房钱之后,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黑铁公寓可真是够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