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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胜利的笑容,那是一种救世主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挽救了整个家庭,包括我的母亲。

自那以后,年幼的我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接到来自北方的电话,如果不是亲人,我都会变得高度警惕。偶尔还会神经质地偷偷翻开母亲的衣柜,想象着也许会有那么一两封那个男人寄来的信件藏在某个角落,可是始终没有翻到。

后来,和母亲依然无话不谈,母亲依然对我很好,不过我们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男人以及母亲的过去。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渐渐意识到当初自己做了一件多么自私和残忍的事情。

地球太危险了

文 张丛

我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出游是在几年前的夏天,我们一起去了青岛,跟料想的一样,整个过程里,我的妈妈始终都在抱怨,手里一直拿着一小罐酒精棉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抗拒与妈妈一起出游,甚至在出门前,我也始终在担心,接下来的那么多天朝夕相处,面面相觑,我们之间并没有像其他母女般的亲密感,我也很久没有与她睡在同一间房子里,所以心里的忐忑和局促让我自己都惊讶。现在想来,这次出游就好像是还了一次多年来的债,让我在剩下的很多时间里可以心里得到些平静——说起来,我终于是陪着妈妈出去玩了一次,陪她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飞机。

与妈妈一起出游,是一定要报名旅行团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当过很多年的背包客,住过很多次的青年旅馆,自己攒了机票的钱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欧洲,辗转挤在各种朋友的屋子里用最少的钱玩乐。

她都知道这些,可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未在她眼前发生过,所以她就只当作不知道。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艰难险阻,太多的欺骗,太多的暴力,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唯有旅行团是安全的,因为那是一个团体,妈妈习惯性地想与团体在一起。但是同时团体也让妈妈厌恶,她看不惯旅行团里的这个人那个人,从内心里来说,她讨厌与太多不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寒暄、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妈妈从进宾馆开始就把她的那一罐酒精棉花捏在手上——为了更舒适,我们已经报了很昂贵的团,住的也是非常好的宾馆,但是她始终坚持她的逻辑,那就是外面的东西是不可以用的,那些浆洗过的毛巾和浴衣她全部都不用,一定要自己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洗漱用品拿出来,她觉得外面的东西很肮脏,她甚至不想用宾馆里的马桶,谁知道之前这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谁知道是谁用过这里的马桶和浴缸,她带着牙刷,杯子,数不清的纸巾,消毒药水,拖鞋,毛巾,睡衣,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刀枪不入。与她在一起住宾馆,我是绝对不能不穿睡衣就睡觉的,她觉得哪里都是脏的,包括床单,明明白到刺眼,她还是觉得是种威胁。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是在对外面世界的极度不信任中度过的。她的这种不信任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只不过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行成了一种既定的秩序,长久以来都照着这样的秩序在运行,我便觉得见怪不怪。比如说,她是绝对不会去银行的ATM机上取钱的,她觉得机器不安全,哪怕是取很小额的钱,她也要跑到银行去,站在柜台前面才行;买东西的时候,她也是绝对不会刷卡的,她还一直跟我唠叨叫我也不要刷卡,她说,你根本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刷走了你多少钱;再或者,家里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她却根本不愿意去请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害怕家里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她觉得陌生人会威胁到她的安全,她说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也需要时时刻刻地盯着这个人,这只会让她更累。于是我根本就不敢告诉她,当我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把房子的钥匙都配给了小时工,无非是希望她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才来打扫卫生,这样对我来说才不会是一种打扰。我对外面的世界过分信任,简直是妈妈的极反面。

而妈妈的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脱离了她的生活环境,就被无限放大,她的所有警觉雷达都被打开,时刻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每当导游带着我们去一个景点,若需要买票,妈妈一定反复琢磨,她担心的并非这个景点值得不值得去,而是导游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钱,所有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仿佛都存于她的心中,她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安全手册,时刻提醒着那些我所根本看不到的危险。晚上的海鲜大排档更是想都不用去想,妈妈从来不会去那些看起来有点脏的地方吃饭,于是我们终于脱离了团体,我带着她在商业区的马路上游荡,结果居然去吃了一家杭州菜,嗯,她只吃她吃过的东西,对于新鲜的,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她都觉得是危险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尝试,那些能够让生活更轻松也更愉快的尝试,她全部不愿意去做。

我现在想起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有关这个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复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危险、可怕。马路上任何搭讪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只有家里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的教育,却能够养育出我这样的孩子,大概是因为那些恐惧是她的恐惧,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从来也不跟我说起这一部分,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觉得这不能说,她觉得对政治感兴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毕业后我去报社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条线,不要触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阴影,这个世界一定从某种程度上伤害过她,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畏首畏尾,像只蜗牛一样躲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堡垒里。

但是我,我从未受到过任何伤害,这个世界一直善待于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惧,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恐惧,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有谁不想与自己的妈妈亲密地在一起呢,可是阴影让两个人的距离变得好远。我希望的是,她放下她手里的酒精棉花,与我一起到海边去吃一次海鲜排档,在那些脏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我想告诉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驱散,她心里的那块阴影。

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

文熊小默

我确实在我的叔伯辈中,发现了一些愿意将他们经历的*浪漫化的人。在他们眼中那十年贫穷却信仰坚定,艰苦却刻骨铭心,甚至在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春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 in 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奸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春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

“报纸上说,他是应我们周总理的邀请才来访问的啊!”

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班主任什么都没干,只是努力向脸部*,就像一条被激怒的河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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