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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部分（第3页）

董策摩挲了一下这铜钱，笑道：“掌柜的，在下便贪了你这枚小钱儿了，何如？”

掌柜的一愣，赶紧笑道：“公子言重了，何来‘贪’一说，这钱两三个才当得一枚崇祯跑马钱，自然是在下赠给公子的。”

他又摸出两个来：“在下这里还有几个，便一并给了公子。”

董策笑着道谢。

他把这三枚钱平摊在手心里，三枚钱重量大小都差不多，但是上面的人文字乃至于字迹都不一样，有多有少，有楷体有隶书，显然不是一个地儿铸造的。但是无一例外，都是私铸钱。

由此也可见得，现如今大明的私铸钱是何等的猖獗泛滥。

在宋朝，铜钱是主要流通货币，铸造量也是极大，最多的一年，仅仅是那一年的时间便铸造了五百万贯铜钱，也就是五十亿个。

不过在宋朝，铸钱并不是挣钱买卖，相反，这倒是个非常赔钱的差事。

宋朝有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铜贵钱贱。政府从民间买来铜，融化之后，铸造铜钱。比如说花费了七斤铜，铸造出来一贯铜钱，而这一贯铜钱根本无法买到七斤铜，大约也就是能买到五斤左右的样子。

最可恶的是，民间许多人把铜钱融化了，然后铸造成铜器等，到时候政府来买的时候再高价卖给政府，以此牟利。

但是宋朝时候金银等贵金属很少，铜钱是主要且唯一的大宗流通货币，宋朝政府也算是极有责任心的，便是赔钱也要大量铸造，这一国策，就算是蔡京执政期间也不例外。事实上蔡京虽然被骂作奸相，但是其理财的本事是一等一的。

而明朝却不是，明朝铸造铜钱的量很少，怕是这些年加起来都不到五百万贯铜钱。

前期是发放交钞之类的纸币来进行流通，后期则是白银大量涌入，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但是不得不说，对于百姓来说，用铜钱远远比用白银方便的多，偏偏钱又很少。既然如此，那么私铸钱大量流行并被人接受自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董策用力掰了掰手中的铜钱，一开始还没掰动，又加了把子力气，方才咔的一声脆响，给掰成了两半儿。

“私铸钱，嘿，还挺结实。”

董策眼中亮光一闪。以下不算钱。（ps：关于明朝白银和铜钱兑换的问题。

永乐年间《续修四库全书》中明确规定“每钞一贯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

到了成化年间，史载：“成化十七年……每钱八文折银一分，八十文折银一钱”。即一两银子折合七百文钱。

《明史》其后记载“弘治元年每七百当银一两”、“每钱七文折银一分”。

到了正德年间，“每七百文折银一分”，不过这个数字太夸张了，理当是有错误。

嘉靖时期记载“嘉靖三年……好钱每银一钱七十文。低钱每银一钱一百四十文”。到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到嘉靖六年，“每钱七百文准银一两”。但这看似稳定的白银和铜钱的比价实际上只是官方的规定而已，往往是做不得数的，此时的民间社会白银与制钱的比价则波动频繁。史载“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有官员也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

也就是说，劣钱要三四千甚至六七千才能当银一两。

而后朝廷又规定“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此后，嘉靖时期税收三两以下收钱，民间一钱白银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

隆庆六年，“覆准将嘉靖隆庆万历制钱遵照前奉，钦依每金背八文准银一分火漆镟边各十文准银一分，洪武等项与前代旧钱各十二分准银一分相兼行使”。

到万历四年，“户部言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而万历四十六年，“南京银一分钱十文”。到崇祯年间，“崇祯元年以55文当银一钱”。至崇祯后期，“崇祯通宝，民间绝不行使”。

到了那个时候，政府铸造的货币太过低劣，已经完全不被民间接受了，毕竟百姓也不傻。

铜钱作为政府铸币，其本身具有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和金银这种硬通货不同，铜钱作为不足值货币，一般要比政府规定的价值要低，政府发行铸币，可以从中获取钱息，但是为了铸息而滥铸劣质铜钱也很容易妨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明代货币政策较为纷杂，尤其是铜钱的铸造和发行政策非常混乱且不连贯，《明史》中记载：“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

明朝前期，由于国力较强盛，加之白银未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所以对白银与铜钱比价的影响并不很大。但是到了嘉靖年问，朝廷不单增加铸币，还发国库中的新旧铜钱作为俸粮，大大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同时，国家为了赚钱，开始大量铸币。“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