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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马佐夫兄弟欧洲的没落（第1页）

这篇文章中所叙述的意见，我无法以一贯而又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缺乏这样的才华。而且，我认为一个作家要综合两三种意见写成能给人完整一贯印象的小品，实在是一种傲慢。这样的小品只有一小部分是思想，其他大部分只不过是补白。我相信“欧洲已没落”，我相信欧洲在精神上已没落。但我毫不觉得自己虚伪不实，也未手足无措。我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后一卷中所说的那样指出：“我认为最好不要辩解，我要按自己所了解的情形去做。读者一定会了解，我只按自己所了解的情形去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卡拉马佐夫兄弟》最为动人。一般人也都以最明显的形式表现并预言了我私下所谓的“欧洲的没落”。欧洲的青年，尤其是德国青年，并不以歌德为他们伟大的作家，也不认为尼采是他们伟大的作家，反而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们伟大的作家，这对我们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观察最近的文学，似乎处处显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近似性。不过，这往往出之于模仿，并且予人一种孩童般的印象——卡拉马佐夫的理想，极其古老的东方神秘思想，已经开始逐渐变成欧洲式，开始啃啮欧洲的精神。这是我所以说欧洲没落的原因。没落意味回归母体，亦即回归亚洲，回归根源，回归到浮士德的母亲，地面上所有的死亡莫不皆然，它们都通往新生。只有我们才会感受到这过程是“没落”，也只有我们这辈人有这种感觉。离开古老熟稔的故乡，老年人常怀有一种悲愁与无法回归的丧亡感。但年轻人却看到新的事物与未来。没落感与这种现象可说非常契合。

可是，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所发现的“亚洲式”理想是什么？我认为现在正征服欧洲的“亚洲式”理想又是什么？

简单说，这意味：为了了解一切、承认一切，为了一种新的、可畏的神秘，必须背离所有牢固的伦理与道德。这新的神圣已由长老曹西玛预告，阿莱莎实践，而由米卡甚或伊凡·卡拉马佐夫表现到臻至极其显明的自觉地步。在长老曹西玛心中，正义依然占有支配地位。对他而言，善与恶都存在，但他喜欢倾注爱到恶人身上。在阿莱莎方面，新神圣已自由自在地展现，他几乎以非道德的自由性，出入身边一切的污秽与泥沼。阿莱莎常让我想起查拉图斯特拉那最高贵的誓言：“我曾发誓，我要摆脱一切不愉快的感觉。”可是，看啊！阿莱莎的兄长们已将这种思想更往前推展了一步，毅然走上了这条道路。不论外表如何，卡拉马佐夫兄弟间的关系，在这三卷巨著发展的过程中，已一步一步缓慢而完全地改变了方向，一切牢固不变的事物都逐渐变成可疑，圣洁的阿莱莎逐渐世俗化，世俗的兄长却逐渐神圣化。最具犯罪倾向的无赖米卡似乎也成了新神圣、新道德与新人道中最神圣、敏感又最切实际的预感者。真是奇妙，越具有卡拉马佐夫血缘，越是背德，越是酗酒，越是无赖粗暴；新理想却越能透过粗暴的外观、人性与外在行为而发出光芒，并在自我内部精神化、神圣化。若与酗酒、残虐的米卡和犬儒式的知识分子伊凡相比，检察官及其他市民阶级则代表规律有礼的典型，反因外在的炫耀而渐趋于空虚、贫乏、无价值。

由此观之，威胁欧洲精神根源的“新理想”就是非道德的想法与感受。它能在极恶、极丑中感受到神圣、必然与命运，甚至将敬仰与礼拜奉献给极丑、极恶。检察官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讽刺夸张地宣示卡拉马佐夫家的背德，意图使他们成为市民的笑柄。不过，这种尝试并不夸张，其实是非常稳健的。

在这篇演说中，检察官已从保守的市民立场描绘了“俄罗斯人”。他描绘的“俄罗斯人”是阴险、可悯、没有责任感的，但同时也是有良心、敏感、懦弱、空想、残忍而纯真的。今天，人们仍然喜欢这样称呼俄国人。不过，我相信，这俄罗斯人从很久以前就逐渐成为欧洲人了。这才真是“欧洲的没落”。

我们必须稍微观察一下“俄罗斯人”。它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古老。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决定性形貌确实把握住“俄罗斯人”及它那可怕意义，并将之暴露于世的第一人。所谓俄罗斯人是指卡拉马佐夫，亦即费道尔。伯夫洛维奇、特米脱里、伊凡、阿莱莎。这四人不论看来有多不同，必然是互相关联，合而为一的，而且都是卡拉马佐夫。他们成为一体，是“俄罗斯人”，是面临欧洲危机时应当来临，而且已经来到近处的人物。

接着，我们要注意一些非常明显的事，那就是伊凡，他已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从文明人变为一个卡拉马佐夫人，从欧洲人变成俄国人，从形体具备的历史典型变为无形的未来素材。他从牢结的态度、知性、冷静与科学威严中堕落，这个外表上最坚强的卡拉马佐夫，也因焦虑与疯狂的紧张逐渐转变为歇斯底里、俄国式、卡拉马佐夫式的人物。整个过程显示了童话式梦境的安然状况，最后和魔鬼谈话的也就是这个怀疑者——伊凡，关于这点，容后再叙。

换言之，“俄罗斯人”（这样的人在很久以前，德国也有），既不能说是歇斯底里的病人、酒鬼、罪犯，也不能说是诗人、圣者。这些特质都杂然并陈，同居共处。俄罗斯人、卡拉马佐夫是杀人者，同时也是审判官；是野人，同时也是最纤细的灵魂；是道道地地的利己主义者，同时也是完美无缺的牺牲者。但，我们不能从欧式的、固定的、道德的、伦理的、教义的立场来逼迫这种人。这种人，在他们身上，外与内、善与恶、神与魔都将合而为一。

因此，卡拉马佐夫一家人都不时地要求他们灵魂所欲求的最高象征。也就是说，他们一再寻求内含魔鬼的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人可用这种象征来解释。这内含魔鬼的神（既神亦魔）是最古老的造物主德米尔克，是宇宙创造前即已存在的神。他是唯一者，超乎各种对立之外，不知有昼，不知有夜，也不知善与恶。他是虚无，是一切，是我们无法认知的，因为我们只能凭借对立来认知。我们是人，受昼与夜、温暖与寒冷的束缚，而且需要神和魔鬼。只有造物主德米尔克，不知善恶的一切者——神，才会活在对立之彼岸，既虚无又完整的事物中。

关于这点，可说的真不胜枚举，但只谈到这儿也就够了。我们已从俄罗斯人的本质中认识了俄罗斯人。他们是努力脱离各种对立、各种特质、各种道德的人，意欲回归幕后，归隐于个体化原理中的人。他们不爱什么，但爱一切；不怕什么，但怕一切；不会构成什么，但会构成一切。这种人已再度还原为原素，还原为不被型塑的灵性材料，他无法偕其形体而活，只有没落一途，只有穿梭而过。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魔术把这没落的人，这可怕的幽灵召唤了出来。大家都认为，他幸而没有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要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了，不只俄国文学，连俄国与人类都要爆破，都要四分五裂。

但已说出口的，即使说的人没有引出最后结论，毕竟不能加以否认。存在的、思维的、可能性的事物，已无法消去。俄罗斯人从很久以前就已存在，并且超越俄国存在于遥远的他处，支配了半个欧洲。大家都知道，这几年间，有一部分已经爆破，而且爆破得吓人。欧洲显然疲惫已极，渴望回归故乡，休息、重新调整与蜕变。

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位欧洲人的两句话。对我们任何人来说，这位欧洲人显然是指古老与过去的人物，已经没落，或者至少已变成可疑的欧洲代表性人物。我指的是威廉皇帝。他曾在一幅颇富奇妙寓意的绘画下写了一句话。这是他向欧洲民族提出的警语，他要欧洲民族在来自东方的危机中，好好守护自己“最神圣的宝物”。

威廉皇帝当然不是一个预感力很丰富的人，也不是很有深度的人，但他热心拥护、崇奉带有古风的理想。对于威胁到这种理想的危机，威廉确有某种预感能力。他不是心智高迈的人物，也不喜欢读优美书籍，他过分热衷于政治。因此，并不如大家所想的那样，那句题书的警语，并非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后才写的，而是受到日本野心的刺激，不自觉地对东方民族生出畏惧心才写下的。欧洲人认为，为了对抗欧洲，东方民族已蠢蠢欲动。

威廉皇帝在他的警告中究竟表达了什么？其正确性如何？我们只能推知一小部分。他当然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威廉讨厌优美、深刻的书。但他的直感，实在惊人，他感觉到他的危机的确存在，而且一天一天地更接近我们，威廉害怕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欧洲已受东方感染，疲惫的欧洲精神已摇摇摆摆地回归亚细亚的母体。因此，威廉才那么颤栗恐惧。

我所想起的第二句话，曾给我极其可怕的印象。（我不知道它是事实，抑是谣传。）这句话是：“拥有较佳神经的民族，在战争中一定会赢得胜利。”当时，战争刚爆发，听到这句话时，我觉得它很像地震的前兆。当然，威廉皇帝并无此意，他是为恭维德国才这么说的。威廉也许有很好的神经，在狩猎、阅兵时，他的确有——威廉懂得，也相信古老陈腐的假话：法国是背德的，已为病毒腐蚀；日耳曼人是道德的，有很多孩子。可是，其他的人——那些明辨事理，对未来能以触角预感的人——却觉得这句话非常可怕。因为他们知道，德国绝对没有较佳的神经，德国的神经远不如西方敌人的神经。出自德国领导人物口中的豪语，有如宿命之傲慢那样回响，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宿命的傲慢已将德国引上破灭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