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如果怀疑“当日正行之次”这几个字也有错处,比如怀疑原文可能是“次日正行之时”,其实结合地理信息有更为合理的解释。
背景交待了戴宗是四甲马走路,过沂水县是第一天下午;见杨林是第二天下午,此时地理位置,大概可能在现在天津周边,可能在天津静海、河北文安附近;第三天走不到半天,一百五十里左右到的饮马川,可能是现在廊坊或武清一带。元代时天津地势低,我说不好哪些地方是水(朱棣靖难之役时,天津还设了七八处渡口),因此有可能绕行(天津范围山不多,饮马川四周是山,从地势来看在天津西北的可能性大,比如说不准的那条河水可能是古永定河或古潮白河);第四天喝了酒,没用甲马,从武清一带到蓟州城外(我不知道元代蓟州城的位置应该在哪)大概在百里之内,这样算下来走路的时间大概三天。这种算法,饮马山上不统计在三天内,戴宗走路是接近两天四甲马走了一千三百到一千五百里;三小时双甲马走了一百五十里附近;徒步近一天走了五十到一百里之间,总计行路三天,行程一千四百五十里到一千七百五十里之间;地图从菏泽经沂水到蓟州的直线距离大概一千五百里,算上行程曲折、过几个渡口略耽误时间,算起来更符合“在路行了三日”。
毕竟如果是走了三日才见到杨雄,以四甲马速度,则戴宗需要第一天出发晚了,第三天碰见杨雄还很早,路途曲折的还比较厉害。这个可能性不如戴宗次日就到了现天津周边,下午碰见杨雄的可能性来的大。
之所以做上述推导,因原作者熟悉地理(但不确定完全熟悉历史人文,或者又是有什么特殊用意)的可能性大(如果曾是张士诚的参谋,应该有军事地图,只是军事地图可能不覆盖全国),因此内容主体、核心逻辑不应存在地理谬误,反而可能存在隐藏信息(如戴宗取道沂水);但核心逻辑后来说书人并不明白、且说书人群体对地理未必有条件那么清楚,因此误会之下传错信息可能性很大。
加上作者时不时挪用些有谐音喻义的地名来说事,而所说之事后世说书人也有许多都没看懂,导致本来很严谨的《水浒》地理显得似乎混乱。当然,一般情况下,后代说书人即使不理解,也会尽量避免去修改主体内容,除非冲突极其严重(如武松在孔家庄部分行为表现在说书人眼里不理解其背后逻辑,或者认为塑造的武松形象怪异,从而有被删改的嫌疑),否则被改的地方应该只是小处几句话,且必然零散。因此提取主干和关键字眼,再从中分析符合大部分文字的可能性,私以为这个分析结果对还原原本含义,应该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林和戴宗相互客气,结拜并向蓟州去;在饮马川,遇到邓飞打劫。邓飞五年前和杨林多次合伙(又散伙);孟康对花石纲的“崔道成”不满,杀官弃家。两人一年多前在饮马川落草,半年前两人救了被“贪滥知府”寻事刺配的裴宣,因裴宣年长,让其坐了首位。这种形式方式显见得是道义中人。四人上山。
裴宣出寨下台阶来迎接,并让戴宗坐了主位,也是尊敬,也可能是响应梁山当前朋敬邻中望的地位。戴宗吃酒间对三人夸口梁山。裴宣试探戴宗意思,表示自己多少有些人马、物资还算富足,问梁山是否愿意接纳。对饮马川而言,三个头领惹的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三百人规模只是小山寨,和一个大户能组织起来的庄客仿佛,还未能解除生存危机。最多能和县里的武力过招,对抗不了他们所得罪的知府的力量。因此如果向有数千人马、地利优势的梁山合并,则一府之力再不能影响他们,确实是个合适选项。戴宗大喜,声明晁盖宋江两大头领在待人接物上一心(行为管理上差别还是很大,梁山目前管理问题还未完全解除),声明由自己和杨林先去“见了公孙胜先生回来”——不是去接回来,再用老套路扮演官军去梁山。这里,梁山路线支持“招安”的言辞由“殆踪”首先说出口,不知道有没有喻义在内。
杨林当时大概是在蓟州城或城南外和公孙胜见的面,见面酒店对寻找公孙胜没有帮助。公孙胜回家又换回一清的道号,戴宗等找了两天,没有公孙胜的消息,却碰见石秀杨雄。到这里,戴宗虽然寻不见公孙胜,但从杨林处得知公孙胜和杨林会过面,可以确认公孙胜回到了蓟州;蓟州没有公孙胜被捉的消息,甚至连公孙胜的人都打听不到,那么公孙胜的安全问题至少有保障。加上饮马川的收获,戴宗是可以选择回梁山交差的。
这里出场的人名,大概是阳聆澄非孟慷陪喧,即梁山上除让吴用宣布的顺势隔离一些关键闹事人后,开始处理之前殴朋骂邻奖尽逃衷望的事件。所采用的方式是公开聆听不同意见、过滤并明确哪些是错误做法、领导人保持正气慷慨,并陪着各人聊天、疏导情绪。这几个行动也是对应各人绰号的,澄非需要火眼狻猊;孟慷立起玉幡竿;陪喧之时要保持铁面孔目,不能胡乱答应。只是这里阳聆的“锦豹子”我没看出和阳聆有什么联系,或许是“紧抱子阳聆”?
对应几人相貌,则阳聆是“头圆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疏,腰细膀阔”。头圆,头脑圆活;耳大,听取众声;鼻直口方,行为正派;眉秀目疏,主要特点在耳,眼神并不出色;腰细膀阔是武人形象。澄非,强调火眼,“双眼红赤”;孟慷,强调身形,“长大白净”;陪喧,“面白肥胖,四平八稳”,坐得住、聊得舒服。
这一段,如果怀疑“当日正行之次”这几个字也有错处,比如怀疑原文可能是“次日正行之时”,其实结合地理信息有更为合理的解释。
背景交待了戴宗是四甲马走路,过沂水县是第一天下午;见杨林是第二天下午,此时地理位置,大概可能在现在天津周边,可能在天津静海、河北文安附近;第三天走不到半天,一百五十里左右到的饮马川,可能是现在廊坊或武清一带。元代时天津地势低,我说不好哪些地方是水(朱棣靖难之役时,天津还设了七八处渡口),因此有可能绕行(天津范围山不多,饮马川四周是山,从地势来看在天津西北的可能性大,比如说不准的那条河水可能是古永定河或古潮白河);第四天喝了酒,没用甲马,从武清一带到蓟州城外(我不知道元代蓟州城的位置应该在哪)大概在百里之内,这样算下来走路的时间大概三天。这种算法,饮马山上不统计在三天内,戴宗走路是接近两天四甲马走了一千三百到一千五百里;三小时双甲马走了一百五十里附近;徒步近一天走了五十到一百里之间,总计行路三天,行程一千四百五十里到一千七百五十里之间;地图从菏泽经沂水到蓟州的直线距离大概一千五百里,算上行程曲折、过几个渡口略耽误时间,算起来更符合“在路行了三日”。
毕竟如果是走了三日才见到杨雄,以四甲马速度,则戴宗需要第一天出发晚了,第三天碰见杨雄还很早,路途曲折的还比较厉害。这个可能性不如戴宗次日就到了现天津周边,下午碰见杨雄的可能性来的大。
之所以做上述推导,因原作者熟悉地理(但不确定完全熟悉历史人文,或者又是有什么特殊用意)的可能性大(如果曾是张士诚的参谋,应该有军事地图,只是军事地图可能不覆盖全国),因此内容主体、核心逻辑不应存在地理谬误,反而可能存在隐藏信息(如戴宗取道沂水);但核心逻辑后来说书人并不明白、且说书人群体对地理未必有条件那么清楚,因此误会之下传错信息可能性很大。
加上作者时不时挪用些有谐音喻义的地名来说事,而所说之事后世说书人也有许多都没看懂,导致本来很严谨的《水浒》地理显得似乎混乱。当然,一般情况下,后代说书人即使不理解,也会尽量避免去修改主体内容,除非冲突极其严重(如武松在孔家庄部分行为表现在说书人眼里不理解其背后逻辑,或者认为塑造的武松形象怪异,从而有被删改的嫌疑),否则被改的地方应该只是小处几句话,且必然零散。因此提取主干和关键字眼,再从中分析符合大部分文字的可能性,私以为这个分析结果对还原原本含义,应该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林和戴宗相互客气,结拜并向蓟州去;在饮马川,遇到邓飞打劫。邓飞五年前和杨林多次合伙(又散伙);孟康对花石纲的“崔道成”不满,杀官弃家。两人一年多前在饮马川落草,半年前两人救了被“贪滥知府”寻事刺配的裴宣,因裴宣年长,让其坐了首位。这种形式方式显见得是道义中人。四人上山。
裴宣出寨下台阶来迎接,并让戴宗坐了主位,也是尊敬,也可能是响应梁山当前朋敬邻中望的地位。戴宗吃酒间对三人夸口梁山。裴宣试探戴宗意思,表示自己多少有些人马、物资还算富足,问梁山是否愿意接纳。对饮马川而言,三个头领惹的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三百人规模只是小山寨,和一个大户能组织起来的庄客仿佛,还未能解除生存危机。最多能和县里的武力过招,对抗不了他们所得罪的知府的力量。因此如果向有数千人马、地利优势的梁山合并,则一府之力再不能影响他们,确实是个合适选项。戴宗大喜,声明晁盖宋江两大头领在待人接物上一心(行为管理上差别还是很大,梁山目前管理问题还未完全解除),声明由自己和杨林先去“见了公孙胜先生回来”——不是去接回来,再用老套路扮演官军去梁山。这里,梁山路线支持“招安”的言辞由“殆踪”首先说出口,不知道有没有喻义在内。
杨林当时大概是在蓟州城或城南外和公孙胜见的面,见面酒店对寻找公孙胜没有帮助。公孙胜回家又换回一清的道号,戴宗等找了两天,没有公孙胜的消息,却碰见石秀杨雄。到这里,戴宗虽然寻不见公孙胜,但从杨林处得知公孙胜和杨林会过面,可以确认公孙胜回到了蓟州;蓟州没有公孙胜被捉的消息,甚至连公孙胜的人都打听不到,那么公孙胜的安全问题至少有保障。加上饮马川的收获,戴宗是可以选择回梁山交差的。
这里出场的人名,大概是阳聆澄非孟慷陪喧,即梁山上除让吴用宣布的顺势隔离一些关键闹事人后,开始处理之前殴朋骂邻奖尽逃衷望的事件。所采用的方式是公开聆听不同意见、过滤并明确哪些是错误做法、领导人保持正气慷慨,并陪着各人聊天、疏导情绪。这几个行动也是对应各人绰号的,澄非需要火眼狻猊;孟慷立起玉幡竿;陪喧之时要保持铁面孔目,不能胡乱答应。只是这里阳聆的“锦豹子”我没看出和阳聆有什么联系,或许是“紧抱子阳聆”?
对应几人相貌,则阳聆是“头圆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疏,腰细膀阔”。头圆,头脑圆活;耳大,听取众声;鼻直口方,行为正派;眉秀目疏,主要特点在耳,眼神并不出色;腰细膀阔是武人形象。澄非,强调火眼,“双眼红赤”;孟慷,强调身形,“长大白净”;陪喧,“面白肥胖,四平八稳”,坐得住、聊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