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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经济的翻新（第1页）

从先秦的井田到秦汉以来的非井田是一变，像“变调忽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井田虽废，但仍不发生土地大兼并的风浪，虽然亦有兼并的说法，那是与西洋的兼并不同的，且西洋封建时代亦没有中国历朝政府的把兼并看作不该。中国是没有商业资本为祟，没有地主贵族，而且农业本身很健康。

秦汉以来贵族的封邑，仍像前此井田时代贵族的采地，只许收用赋税，并非私有其地，那赋税亦与国课同率，并不重的，民间总之只须出一份，缴了贵族的即不必再缴国家的。而地主则称员外，在朝廷的官员之外，当然没有政治身份，此即地主贵族的名词在中国史上不成立。虽有豪绅恶霸，亦个人的行动没有阶级为护法。西洋封建时代不曾听说有豪绅恶霸，更没有农民控告地主的案件，因为他们的地主贵族对农民怎样虐待亦都是合法的。所以包龙图只是中国才有。中国土财主而且常会遭人欺侮，西洋何曾有这种事？中国历朝的规矩，不许士大夫与民争利，若有强夺民田，便宰相亦犯法，要革职没籍的。

土地兼并又必是商业资本为祟，中国却井田虽废，仍保持众产业平等和谐生发的传统，如宋时临安城日宰千猪万羊，即连畜牧业亦有如此繁盛，各业皆健康，故农业亦健康，而商业亦变得驯良了。

战国时魏李悝有一家百亩的收支数字，其生产力已非中世纪欧洲所及，秦汉以来更普遍施肥，又有新种的发明与输入，例如苜蓿及棉花的种植，而且农具与牛马之多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加以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生在一起。生产力高即免于经常的贫乏，农作的种类多及与手工业生在一起，即能抵挡荒歉，可以弥补，不至于出卖土地。

中国历朝皆讲究灌溉工程，且州县皆设常平仓，民间亦有义仓及茔田，专为防荒歉及救贫乏。茔田是民间每分遗产，总留约三分之一的田产值祭祀，几代的茔田若干年一轮值，便贫家娶妇嫁女的钱亦有了，平时的亏空也弥补了。而常平仓及义仓，则更是有计划的以三年的丰收备一年的荒歉，朝廷且以天下的财力，移长补短，来赈济一地。凡此皆是西洋封建时代所没有的，亦比现代银行贷放政策还要意思好。中国史上的大荒歉，是朝廷把理路都来乱了，产业全面起摇动，如明末那一次，农民弃地流亡，地主亦都把地契挂在路边树上不要了，连城市工商业亦慌张散失，那里还有人利用荒歉来集中土地？这是旧朝要没，新朝要开，天下的气运何尝在土地问题。

法国大革命后，自耕农至今保持优势，即因农业的生产力提高了，不像前此的经常贫乏要出卖土地。而且生产力强大则地租低，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可以租地经营农场赚钱，所以现代西洋虽土地私有而已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可是从来亦不发生过土地问题，连佃农亦可以是小康之家。中国竟是根本没有地租。西洋早先巴比仑的地租，单对谷物的产量有高到910的，而对农作物的总产量则高到13、12、34、45不等，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的地租更连没有个限制，现代他们虽然地租低，亦到底还有地租。中国则二千多来年佃农向地主缴纳的，一直只是相当于地价的1。210，就南方来说，是租谷仅占稻作产量的35、25或12，其他如豆麦棉花蔬类的收获全归佃农所有，除去田赋，地主的收入只等于一分利。民国以来我家乡嵊县上虞一带租田与梢田并行，租是缴谷子，佃户与地主四六对分，梢地是值百元一亩的田缴十二元或十元，这明明只是地价的利息。至如李嘉图与马克思的地租论所说，还有在利息以外，由于土地的垄断权利而得的叫地租，中国可是没有的。而及至二五减租之后，则地主更连地价的一分利亦没有了。中国的地主也本来无法垄断土地，如江浙有大买小买，土地竟为佃户与地主所共有，地主不能更换佃户，除非佃户不缴租或地主自己收回来种。且百元一亩的地价，你要买时，从地主只可买得田底四十元，田面六十元则要向佃户买，若只买得田底，佃户便只照四十元的地价缴租，而你即使连田面也买了，可是佃户种过了多少年，这田面便又成了是他的，你简直没有法子。

此外中国民间分遗产，不像西洋的可以专凭立遗嘱人的意旨：亦不像战前日本的只归长子长孙继承，却是必要兄弟之间平分，长子长孙虽多有一份，但不过是一点意思，乃至姊妹虽不分产，可是必定竭力办嫁妆，那所费亦与分产相差无几，此外还要留起茔田，虽是怎样的地主，经过一分再分亦都变成中小农了。西洋及战前日本的遗产制度是对产业负责，而中国则对人远比对产业看重。中国人亦羡门第，亦爱产业，可是仍有人的洒脱，如说“王侯将相本无种”，如说“穷的那有穷到底，富的那有富到头”，毕竟气慨不凡。

中国而且利息低，没有地租而只付低利息，所以地主与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礼》郑康成注：民从官贷钱，利息最轻者年仅五厘。又注：王莽时贷以治产者，但计所赢取息，无过岁什一。《史记》里吴楚反时，贵家子从军，向商人贷钱息十倍，即对本对利，这要算最重，后来想是依照汉高祖微时欠酒家钱的办法，索性都不还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苏轼兄弟反对，说民间利重者亦不过二分，随亦减为二分。这长年二分以后就一直定为最高额，民间借贷与典当都不得超过，称为官利，是官家规定的，典当的伙计称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圣旨取息，而许多是还不到一分半。《红楼梦》里贾芸借得醉金刚倪二的银子，自动说愿出重利，亦不过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严嵩及《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被抄家，犯条之一即是重利盘剥，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亦几乎为此吃官司。西洋人则过去那样痛恶犹太人，可是从来亦不说重利盘剥的犯法。他们是要到产业革命之后才有低利息，中国可是不必经过革命，还比革命得来的更好。

民国以来农村因丝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经济破败而发生高利贷，多是长年二分，但道德与法律皆不给它保障，结果还是倒账的多。高利贷会助成土地兼并，但民国以来事实上远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见亦不像革命者所夸张的真有那样高利贷的浪潮。

明清人的笔记里常有这样的县令，一个是富室来控诉民户欠债不还，县令怒道：朝廷的命官岂是给你做总管，帮你讨债的？不受理。又一个盐商解来挑私盐的农民，县令问同伴有几个？那农民答八人。县令道：别人都跑了你独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盐，可见是个不自爱的人！其人说没有病。没有病必是能跑，你试跑给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其人跑至门边又回顾，县令说：“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盐商请示，县令怒道：你要赚钱，难道不许别人吃饭！这真是使地主与商人一点法子亦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原来是非常完备严密的，但总留有空隙余地，所以不伤人，不伤物。

西洋产业革命后，是以火与剑生生割断农民的土地脐带，例如英国毛织物商人劫掠农民的土地都用来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惨剧，然后这班农民才去到城市里做了无产阶级的工人队伍或产业预备军。中国则没有农民被土地缚住的事，西洋会被土地缚住，那是农奴之故。西洋的农民一离开土地就从此回不去了，而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则随时可以回去乡下。中国亦没有西洋那样城市人口过剩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早先井田时代农与百工商贾生在一起，井田废后的城市亦仍是丘甸县都的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的扩大，虽去田郊渐远，但并非离农业而去了。而农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带有本钱、货色与技艺，因为中国众业生在一起，农民原非单纯的耕田夫，要改业为工商很方便，在乡下是中小自耕农，到城市里便是中小工商业者，并非去做无产阶级。连城市的雇佣劳动者，亦像佃农雇农，都还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地主则大抵同时皆在城市开铺子作场，西洋史上地主转变为资产阶级，如所谓“普鲁士式的道路”，是桩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地主则可以参加城市工商业如此顺当，而无须资产阶级化。克鲁泡特金的“田园手工场”，梦想把工厂与人口疏散到田野里，中国则城市与乡村本来生在一起，乡村像荷叶，城市像荷花。

中世纪欧洲有基尔特，例如汉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对当地政权的集团自卫，并在同业之间限制竞争。中国亦有行会制度，却不是为对政府自卫，而且不必忧心竞争。中国是市场大。马可波罗记临安户籍有一百六十万家，即或是一百六十万人之误，但那是宋元之际，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却则有五万人，过去罗马帝国全盛时罗马城亦只三十万人，且罗马与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国则临安这样名城迢递相望，此即是国内市场大。还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贸易，皆沿途兴起新产业，此则是连国外市场亦化为国内的了。市场大即不必竞争，故讲“和气生财”，不像西洋的歌颂海盗。

市场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轻。古代及中世纪欧洲的利息高到没有标准，是因他们的商业靠冒险去欺诈与抢劫，利润率是天方夜谭里的，商人借钱利息重亦可，赚得来不在乎此，赚不来连本钱丢光，拼一磅肉让债主从他身上割去还债。西洋要到产业革命后才有薄利多卖主义，但中国的买卖则向来正常，商业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过什二之利，这平均利润不但压低了利息，而且保证了工商业现货周转的平稳，不受金融资本的支配。中国史上票庄规模之大，还过于威尼斯银行，连英格兰银行亦只在它与东印度公司结成关系之后才比得上。十三世纪的威尼斯银行是从高利贷出生，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银行是工商业的司令部，而中国的票庄则为盐茶丝及皮货瓷器各业的同行所开设，且一直保持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这样繁盛，票庄这样发达，可是货币终不跋扈，唐时“一曲红绡不知数”，宋时“一曲新歌百匹绫”，久久实物与货币并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发生金融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