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班美国航空的班机在清晨抵达纽约,降落的一路上,整个城市被层层乌云笼罩,暴雨和狂风不断攻击我们。从巴黎起飞后两个小时,“系上安全带”的警示灯就亮起,此后状况急速恶化,搞得所有机上服务全都停止。不供应食物和酒,也不能睡觉。糟到这个地步,往后状况只会好转吧,我如此推断。
我这趟用的是一本完美的加拿大外交护照,不但解释了我在头等舱的机位,也让我可以避免任何美国移民局的盘问。他们毫无耽搁地让我通关,我领了托运行李,走进外头的倾盆大雨中。我回到家了,但我发现身在其中,却没有我预期中那么自在。我离开太久,都快不认得这个国家了。
十八个小时前,我在雅典娜广场酒店离开布瑞德利夫妇。一旦我明白自己的掩护身份暴露了,我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的事:以往的训练很明确—赶快逃跑,去找任何你能找到的庇护所,设法重整旗鼓,然后写好你的遗嘱。好吧,也许不必写遗嘱,但掩护身份暴露后,我一定会考虑到这些事。
我猜想回美国是我的最佳机会。不光是因为敌人要在几百万个美国人里头找出我会比较困难,也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想得到安全,就得抹去之前留下的指纹,好让其他人无法照着班和玛西走过的那条路来找我。
离开雅典娜广场酒店后,我花了六分钟回到我的公寓,一走进去,我就开始打电话订机票。运气不错,明天最早一班飞机上还有一个头等舱的位置。
不过无意识的心理运作真是奇怪。在紧接着收衣服、支付账单、打包的混乱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比尔和格蕾丝·莫道克的律师所寄来的那两封信。于是我去翻查一批旧信档案,找出那两封信,扔在我的随身行李中。接着就要处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保险箱里面的东西。
我不可能带着三把手枪、价值十万美元的各种货币、八本护照一起走,就连放在托运行李箱里面都不行。如果被金属侦测器或X光发现了,即使我是外交官身份,也照样会被仔细检查。然后他们就会发现我用的是假护照,我就得解释好几个星期—首先要解释我的真正身份,然后要解释其他的东西。我离开“空降师”时,照规定就该上交所有的枪、假护照,还有通信簿的。
于是我把床垫割开一条缝,拉出里面的一些填充物,然后把我的吃饭家伙用胶带贴在里面。等我一到美国,就会打电话给那个爱诉苦的门房,请他安排搬家公司帮我把所有家具运到美国。一切东西都放进去之后,我把那道缝黏起来,重新套上床垫套,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去戴高乐机场。
十个小时后,我站在雨中的肯尼迪机场,招了另一辆出租车,请他开往中城。在车上,我打电话给四季饭店订了一个房间,因为这类大饭店的房间太多了,可以确保我的匿名身份。
跟几个房地产经纪人看了三天房子后,我租下了一户位于诺荷区的小公寓。公寓不怎么样,不过晒得到早晨的阳光。我住进去的第一天,就找出那两封律师信,打电话跟他约时间碰面。
我们坐在他奢华的办公室里,此时是傍晚,中央公园的景观一览无余。他之前所描述“有关比尔遗产的小事”,结果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之后好几天,我天天在外头走路到深夜,把事情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又想,以心理学家的说法,我是试图要将它内在化。我信步乱走,经过拥挤的酒吧和餐厅,绕过最时髦的夜店和新上映电影外头排得长长的人龙。最后,因为脚痛,还有痛苦地意识到我对人们所谓的普通生活有多么缺乏经验,于是我开始接受律师告诉我的话。此时,我才开始对付指纹的问题。
我第一通电话是打给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主管—当初“空降师”收掉时,我就是把欧洲的档案交接给她。她联络了一个副主任,低声跟他说我以前当过“蓝骑士”,于是一天后,我来到下城一栋不起眼的高楼,在一间破旧的会议室里跟他一起坐下来。
我要求跟他单独谈话,于是他的两个助理离开会议室并带上门。我解释说斯科特·莫道克的社会安全号码被删除了,因此为我带来危险。他一开始还不敢相信,不断咒骂该负责的人,花了好一会儿才控制住情绪,然后打电话下令把那个号码恢复。
“我会特别交代—要是有任何人来查这个号码,就一定要通知你。”他说,“还有别的事吗?”
“我想找个人进入计算机数据库改数据。有很多关于我—或是我的化名—的信息,必须要消失。”
“政府还是私人的计算机?”他问。
“两个都有,”我说,“各式各样的资料,从一个叫考菲德学校的校友协会记录,到联邦公报上的许多派令。”
“不可能,”那个副主任说,“数据库是禁区—最高法院说我们可以看,但是不许碰。就连我指点你去找谁帮忙,都是非法的。”
我又逼他,跟他说这些年我为国效命,解释我为什么需要他打破规则。
他思索着点点头,然后好像被什么事情逼得受不了,开始叫嚷起来。“打破规则?你这是要我入侵计算机—你知道这会让我们局里惹上多大的麻烦?这可不像几年前,只是几个计算机宅男恶搞一下而已,网络空间现在是一堆开车抢劫客。他们闯入网站,根本不管造成什么损害,看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偷走—”
我目瞪口呆—我不在乎最高法院或网际犯罪目前的发展,我只是想清除自己的过去。我猜想自己一定踢到了他的痛处,但这可不能帮我确保自己的安全。
但是他一发不可收拾,讲个没完。“还有比开车抢劫客更高段的,”他继续说,“姑且称之为飞贼吧—他们偷偷潜入网站,复制一切资料,没有人知道他们进去过。这些人厉害得很。有这么个家伙,偷了一千五百万份抵押贷款档案,一千五百万!里头包括贷款人的信用卡详细数据、社会安全号码、银行账号、住址。你知道他要这些数据做什么吗?”
“身份窃用?”我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在谈这个话题。
“当然了。但他可不打算自己来—啊,才不呢,那太辛苦了。他打算要把这些资料卖给俄罗斯黑帮。前一百万份的价格是一份一美元,他告诉我们,只是要让对方上钩。然后他打算一路涨价,最后一份卖十美元。他认为只要坐在屏幕前面,就能赚个上亿美元。
“你知道每个银行抢劫犯平均能赚多少钱?”他问,身子在桌面上前倾,“九千美元,或许还外加一颗子弹。你觉得谁的生意头脑比较好?”
我耸耸肩。因为我真的不在乎。
“那家伙才二十三岁,大概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高手。”
“他被你们抓到,要坐几年牢?”我问,努力想表现出一点兴趣。
“还没决定。说不定完全不用,要看他肯不肯合作,帮我们逮到其他在做这类坏事的日本武士黑客。‘战斗小子’(Battleboi)是他的网络代号,所以我们就这样喊他。”
“‘战斗小子’(Battleboy)?”我问,怕自己听错了。
“对,不过字尾是i。中南美裔,在迈阿密长大,不过现在住在附近,就在坚尼路旁边,沃尔格林连锁药妆店(Walgreens)的楼上。”
他看着我,我们四目交会。我恍然大悟,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故事了。
“总之呢,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讲下去,免得讲出什么非法的事情。”他说,“还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
“没了—你已经做了很多。谢谢你。”我感激地说。
他站起来往外走。到了门边,他暂停一下,转身面对我:“很高兴我能帮你解决社会安全号码的问题。我久仰您的大名,我们很多人都是。能够见到‘蓝骑士’是我的荣幸,真的很荣幸。”
他的口气充满钦佩,握手的力道大得足以把煤变成钻石,让我很吃惊。我走向电梯时,他和他的助理默默目送我离开,应该是尊敬吧。我虽然被他恭维得飘飘然,却也不禁想到一个人在消耗殆尽之后,他的名声却还长存。
一走出大楼,我就招了辆出租车往西,往外看着经过的一张张脸孔。随着向晚的影子逐渐拉长,我再一次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疏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觉得像个异乡人。我知道如果一个人持续这样下去,最后就会变得像是行尸走肉—这类人常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在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或在火车站独自一人。好凄惨的未来,我心想。但我也无能为力:不论其他人怎么说,人生还是要继续过下去,我的过去还是必须埋葬。
出租车停在沃尔格林连锁药妆店前面;我走到这栋大楼的边缘,找到墙上的一扇小门。门旁只有一个对讲机按钮,旁边写了几个日本字。好极了。
我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误会了联邦调查局那个家伙的意思,但还是按了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