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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1页)

我们不再计算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来的时候是冬天,那时候炮弹爆炸起来,冰冻的土块差不多跟弹片一样的危险。而现在,树木又绿了。我们的生活,就在前线和营房之间更迭变换。对这种生活,我们几乎都已经习惯了,战争是死亡的原因,正如癌症和结核病,又如流行性感冒和痢疾一样。不过死亡的情况发生得更加频繁,更加多样,更加残酷罢了。

我们的思想是块泥土,随着时日的变迁,它被揉捏成不同的形状——我们休息的时候,那是好的,而一上火线,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都是一片片弹坑。

大家感到以前的东西都不适用了,而且对这些东西也真的不明白了。人人都是这样,不单是我们防地的人。修养和教育上的差别几乎都已经被抹掉,再也辨认不出来了。有时,这些差别也给你一点好处,使你可以充分利用某种环境,可是同时又带来一种害处,它们会引起拘束的心理,而这又正是必须加以克服的。这好比,从前我们是各地自己铸造的硬币,人们把它们熔化了,于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同样的模式。要重新找出以前的差别,那就得检验金属本身了。首先,我们是士兵,而后,在一种古怪而腼腆的方式里,又是不同的个人。

这是一种以奇特的方式,把民歌中的亲密关系、犯人中的团结感情以及死囚之间那种不顾一切的互助精神糅合在一起的伟大的兄弟情谊,它闪着微光,照耀着那处在危险境地、充满死亡的紧张和孤寂、渐渐变成无动于衷地及时行乐的生活。如果有人要给它一个评价,那么它既是英雄的,又是平庸的,可是谁愿意那么干呢?

正是出于这一点,譬如说,加登一听到敌人要来进攻的消息,就以飞快的速度把他那碗肥肉青豆汤用汤匙舀下肚去,因为他不知道一小时之后自己会不会还活着。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们曾经讨论了很久。卡钦斯基认为不行,因为他说一个人必须把腹部受伤的可能性估计在内,那时候肚子塞饱就要比肚子空着危险得多。

这些事都是真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全很严重,可是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在这死亡的边缘,生活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路线,它只局限在那种必不可少的东西上,其他的一切统统沉没在阴暗的睡梦里,那里则有着我们的原始意识和活命思想。如果我们辨别能力较强,我们早就发疯,开小差,或者没命了。这好比到北极去探险,生活中的每一种表现都只能为维持生存服务,而且只能被迫集中在这一点上。其他的一切都被排斥了,因为它们只会消耗不必要消耗的力量。那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方法。每当幽静的时刻,过去岁月那不可捉摸的反光,如同一面模糊的镜子,在我前面照出我眼下存在的这个身影的时候,我往往面对这个自己坐着,仿佛面对一个陌生人似的,心里老是纳闷,为什么那自称为“生命”的、难以名状的积极的东西,竟然能和这个形态相适应。其他的一切表现都沉没在冬眠之中,生活仅仅是对于死亡威胁的一种持续的戒备,它把我们变成不动脑筋的动物,为的是给我们以本能的武器,它拿麻木不仁来灌输我们,为的是使我们在恐怖面前不致一垮到底,假如我们具有清醒、自觉的思想,恐怖就会压倒我们,它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战友的情谊,为的是使我们免于坠入孤寂的深渊,它给予我们野兽的冷漠,为的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使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能感觉到一种有利因素,还可以把它存储起来,准备对付虚无的袭击。就这样,我们过着一种极其肤浅、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不过偶尔也会有这么一件事闪出一个火花。随后却出人意料地冒出一种剧烈、可怕的渴望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那些便是危险的时刻,它显示出适应只是勉强的,那并不是单纯的休息,而是为争取休息而进行的紧张的奋斗。从生活形式的外表看来,我们跟丛林中的野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些人可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充其量由于发挥了他们的精神力量,说不定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的内在力量不是致力于更新,而是致力于退化。他们是原始的,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们过着原始生活却是经过了紧张的努力,是非常勉强的。

夜里,从睡梦中醒来,被一拥而上的许多幻觉压倒、蛊惑,一个人会惊奇地感觉到立脚点是多么不牢,面前的黑暗形成的界限又是多么脆弱。我们是一些小小的火苗,仅仅靠一道单薄的墙垣,来抵挡那毁灭性的疯狂袭击,在这样的袭击之下,我们摇曳着,有时候差不多就要熄灭了。于是战斗的窒闷吼声变成一个环,把我们团团包围起来,而我们就一起爬了进去,睁大眼睛凝视着黑夜。我们唯一的安慰便是战友们熟睡后那轻匀的呼吸,我们就这样等待着天明。

每一天和每一小时,每一发炮弹和每一次死亡,都在研磨这根脆弱的支柱,而岁月很快就把它磨损了。我看到,它早已在我的周围逐渐崩塌下来。有个关于德特林的疯狂故事。

他是那么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不幸就是在花园里看到了一株樱桃树。我们正好从前线回来,在我们新的宿营地附近,一条路的拐角上,这株樱桃树立在我们面前,在晨曦中显得十分新奇。它没有树叶,而是白皑皑一团锦簇的花丛。

那天傍晚,德特林不见了。后来,他终于回来了,手里拿着几枝盛开的樱桃花。我们还开他的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参加婚礼。他没有回答,却把花放在床上。夜里,我听到他弄出一种窸窸窣窣的响声,仿佛在包扎什么东西。我预感到要出什么岔子,就走到他那里去。他装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跟他说:“可别干傻事啊,德特林。”

“啊,唔——我不过是睡不着觉罢了。”

“你干吗折下那些樱桃树枝?”

“我要折樱桃树枝的时候,当然我就可以去折,”他固执地答道,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家有一个很大的果园,里头栽着樱桃树。樱桃开花的时候,从放干草的阁楼上望去,好像一整块床单,是那么的白。现在正是时候了。”

“也许你不久就可以休假了。作为一个农民,你甚至还会被遣送回家咧。”

他点点头,可是他已经心不在焉了。这些农民一朝激动起来,会有一种古怪的表情,变成个母牛和渴望之神的混合物,一半痴呆,一半销魂。为了引开他的思绪,我向他要一块面包。他无条件地给我了。那倒可疑啦,因为他一向是吝啬的。所以我就一直醒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到了早晨他又和往常一样了。

很可能他已经察觉到我一直在注视着他。可是第三天早晨,他还是走了。我注意到了,可是我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想给他以时间,说不定他是能够穿越过去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已经逃到荷兰去了。

可是到了点名的时候,却发现他不在了。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才听到他已经被战地宪兵,那种卑鄙的军事警察逮捕。他一直朝着德国的方向走去——那当然是毫无希望的——而他所做的其他种种事情,当然也同样是疯狂的。本来任何人都会明白,他开小差不过是一种怀乡病和一时的思想混乱。可是在前线后面一百公里的军事法庭会知道些什么呢?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德特林的消息了。

然而,这种危险,这种被抑制着的东西,有时又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就像来自一个加热过度的锅炉似的。只要说一下贝格的结局就够了。

战壕已经被摧毁很久了,现在有的是一条伸缩性的防线,因此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阵地战了。当进攻与反击来来回回进行了一阵之后,那里就只剩下来一条支离破碎的战线和弹坑跟弹坑之间的激烈的战斗。前面的防线被突破了,于是一小股一小股的部队到处建立起自己的阵地,战斗就在一簇簇弹坑丛中进行着。

我们在一个弹坑里,英国兵从侧边插过来,正在包抄我们的侧翼,就要突入我们背后的阵地了。我们已经被包围起来。要投降也不容易,雾气与硝烟笼罩着我们,谁也看不出来我们要投降,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愿意投降。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我们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冲着我们过来了。我们的机关枪瞄成一个半圆形,在我们前面扫射着。冷却水蒸发完了,我们急忙拿个盒子挨个递过去,让大家把尿撒在里面,就这样水又有了,我们能够继续进行射击了。可是在我们后面,进攻的枪声却越逼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完蛋了。

正在这时候,第二挺机关枪从最短的距离发射起来了。那机枪架设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弹坑里,是贝格去弄来的,这一下,反攻从后面过来,我们得到了自由,跟后方也有了联系了。

后来,我们在相当好的掩蔽下躺着的时候,有个送饭来的炊事兵讲起,离这里两三百步路,倒着一只受了伤的通讯警犬。

“在哪儿?”贝格问。

那个人把地方描述给他听了。贝格撒腿就走,想要把那畜生抓回来,或者把它一枪打死。半年以前,他才不管这种事咧,那时他很理智。我们试着拦阻他。后来,他还是毅然走了,我们只能说:“你疯啦!”也就让他去了。因为这种前线疯狂症的发作,如果你不能把那个人摔在地上,而且把他紧紧扭住,会变得很危险。而贝格身高一百八十厘米,是整个连队身体最强壮的人。

他是实实在在地疯了,因为他非得穿过火力网不可。可是在我们头顶上到处守候着的这道闪电,却击中了他,使他发了狂。别人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开始狂吼,奔跑,有一个人还试着用手、脚和嘴不断地挖土,想钻到地里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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