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顿晚饭中,戈万吃面包,西穆尔丹喝水,前者镇静,后者激动。
牢房中充满一种可怕的寂静。这两人在谈话。
戈万说:
“伟大的事情正在酝酿中。此刻革命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思议的。在看得见的事业后面是看不见的事业。前者掩盖了后者。看得见的事业是粗暴的,看不见的事业是崇高的。
现在我分得很清楚。这很奇怪,但也很美。革命不能不利用过去的材料,因此才有这不平凡的九三年。在野蛮的脚手架下,正在建立一座文明殿堂。“
“是的,”西穆尔丹说,“从暂时现象中将诞生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权利与义务共存、比例制累进税、义务兵役制、平均化、消灭偏差,在万人万物之上是那条笔笔直直的线——法律。尊崇绝对性的共和国。”
“我更喜欢尊崇理想的共和国。”戈万说。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呵,老师,您刚才提到那么多,里面有忠诚、牺牲、忘我、相互宽厚仁慈和爱吗?
平衡,这很好,和谐,这就更好了。在天平之上是坚琴。您的共和国对人进行衡量、测定、校准,而我的共和国将人带上蓝天,这就是定理与雄鹰的区别。“
“你会在云端迷路的。”
“而您会在计算中迷路。”
“和谐中少不了空想。”
“代数中也少不了空想。”
“我喜欢欧几里德①创造的人。”
①古希腊数学家。
“可我哩,”戈万说,“我更喜欢荷马创造的人。”
西穆尔丹严肃地微笑,眼盯着戈万,仿佛要稳住这个灵魂。
“这是诗。别相信诗人。”
“对,我知道这句话。别相信微风,别相信光线,别相信香味,别相信鲜花,别相信星星。”
“这些都不能当饭吃。”
“不见得吧!思想也是食物。思考等于吃饭。”
“别太抽象了。共和国是二加二等于四。每人都得到他应得的……”
“加上他所不应得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个人与大家都应宽厚大量、相互谦让,这才是全部社会生活。”
“除了一丝不苟的正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不,还有一切。”
“我只看见正义。”
“可我看得更高。”
“正义之上还有什么?”
“公道。”
他们有时停住,仿佛在交换目光。
西穆尔丹又说:
“说清楚一点,做得到吗?”
“好吧。您主张义务兵役制,可是针对谁呢?针对别人。我可不喜欢兵役制。我喜欢和平。您希望穷人得到救助,可我希望消灭贫穷。您主张比例税制,可我主张干脆取消赋税。公共开支应该压缩到最小,而且由社会剩余价值来支付。”
“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首先消灭各种寄生生活:教士的寄生生活,法官的寄生生活,士兵的寄生生活。其次,好好利用你们的财富,将肥料洒在田里而不要扔进阴沟。四分之三的土地是荒地,应该在全法国开荒,取消无用的牧场,分享市镇的土地。愿人人有地,愿每块地上都有人。那么,社会产品就会增加一百倍。在当今的法国,农民每年只有四天能吃上肉,但是,如果耕种得当,法国将能养活三亿人,养活全欧洲。大自然是得力的助手,但未受重视,应该利用它。让所有的风,所有的瀑布,所有的磁流都为你们服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