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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 卡洛琳之死 第十一节（第1页）

晚上我正准备走，看见雷蒙德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已经快九点了，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来了不速之客。和熊谷三天前的对峙仍让我怒气未消，也对周边的人和事充满了质疑。所以，当我看见只有雷蒙德一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时候，还真有些惊讶，他盯着办公桌上一张电脑打印的单子，抽着烟，烟雾后面的脸倒是显得很放松。在竞选进行到了这个阶段，这样的情景不同寻常。雷蒙德是一个勤奋的律师，经常熬夜加班，面前堆满了各种诉讼报告、公诉书，或者至少是一份马上要念的演讲稿。但最近参加竞选之后，绝大多数时候的晚上他都要做巡回演讲。即便在办公室，也是和拉伦还有他竞选团队中其他的大人物在一起商量事情。现在这样的情况太不寻常了，所以，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轻轻地在那扇古老的橡木门上敲了两下。

“在看茶叶末占卜呢？”我问。

“差不多。”他说，“不过这比占卜准多了。结果不太好啊！”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官腔。“第三频道和《论坛报》联合搞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竞选还剩八天的时候，尼可·德拉·戈迪亚已经领先目前在任的雷蒙德·霍根了。”

我的反应简洁明了，“见鬼。”

“自己看吧。”他把那张纸朝我推过来。

一堆的数据，我看不懂。

“最下面一行。”雷蒙德说。

“‘未’的意思是未投吗？”我问，“百分之四十三，百分之三十九，还有百分之十八的人没有投，你还有希望啊！”

“我是现任的检察长，一旦公众发现尼可有获胜的可能，他们都会改投他的。在初选中，新面孔就是优势。”雷蒙德在政治方面的很多观点往往并不明确，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的见解，也包括了麦克·杜克和拉伦的一些想法。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保持乐观。

“只不过是你这两周比较不顺罢了。尼可在利用卡洛琳的谋杀案搅局，你的票数会上来的。再说，这种民意调查的误差有多少？”

“误差在百分之四，不知道这到底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又告诉我，麦克已经去了电视台，希望电视台在宣布结果时能够把它说成是一种双方不相上下的感觉。拉伦则被派去报社做同样的工作，报社的编辑已经同意，会根据第三频道的立场来发表报道。“报社和电视台联合进行了民意调查，所以，它们在对结果进行宣传解释时，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雷蒙德解释道，他抽了一口烟，“我敢打赌，他们会照我们的意思操作的。他们会帮我这个小忙，但又有什么意义呢？数据就是数据，每个人都会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那你自己搞的民意调查，结果怎样？”

“没什么用。”雷蒙德对我说。竞选资金有限，没法开展大规模的调查，也就是按常规搞了一下。每个人，包括拉伦、麦克和雷蒙德原本都以为结果不会有这么糟糕，但也都不敢担保。

“你对卡洛琳案子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他说，“这事对我的竞选造成了影响，但时机已经错过了。”雷蒙德把烟放下，直直地盯着我。“我们要输了，拉斯迪，我这是第一次这么说。”

我看着雷蒙德·霍根疲惫的脸庞，他是我以前的偶像、现在的上司。他双手交握，沉思着。从十二年前他开始谈论执法改革到现在，他终于要停下了。现在，这一切都是别人的问题了。十二年后，这就是一个精疲力竭的男人的回答。现在，理想和原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你所抓到的罪犯，监狱里已经没有空的牢房去关押他们，法庭上也没有空的席位去审判他们。听审案子的法官往往就是读了个夜校法律专业的粗人，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一行是因为他们父亲保险公司里唯一的空缺已经被兄弟抢走了，而他之所以能成为法官无非是因为三十年来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而已，这就是目前司法系统的现状。即便是尼可当选，情况也是一样，无论检察长在电视里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也无论他所坚持的理想和原则是什么，在现实中，还是会有很多的刑事案件发生，而我们也没有有效的途径去消灭它们。审判的时候，律师总是人手不够，还会有很多的人打来电话，要求帮他们这个或那个忙。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罪恶持续发生，新任的检察长会有明白的一天，而雷蒙德在挫败面前的这种轻松态度也让我释然了。

“管它呢！”我说。

“就是！”雷蒙德笑着说。他走到办公室一角的会议桌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酒瓶，然后又从饮水机旁拿来两个折叠纸杯，倒满酒，我朝他走过去。

“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不喝酒。”我说，“我是说，我不酗酒。我不是抱怨这份工作，但确实十二年前我基本上滴酒不沾，不喝啤酒，不喝红酒，也不喝这种朗姆和可乐兑的酒。现在呢，我坐在这里，直接就喝上了纯威士忌。”我突然觉得喉咙发紧，眼泪涌上眼眶，雷蒙德又给他自己和我倒了一满杯，“时间真是无情啊！”

“拉斯迪，你这是人到中年了，才会说什么想当年。我离了婚，离婚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不再想当年了。我要是落选了，绝对不会好几个月一边喝酒一边哭诉以前的美好时光。”

“你会坐在律师事务所大楼四十层的办公室里，周围都是落地的大玻璃窗，秘书帮你跑前跑后，还有一堆百万身家的合伙人问你，如果想把你的名字挂到他们的公司门口，你愿不愿意？让你每周工作三十个小时你嫌不嫌多？”

“别乱说了。”雷蒙德说。

“我可没有乱说。”我回答道。过去几年，我曾经几次听到雷蒙德自己略带惆怅地幻想着那样的场景——干上几年，就能赚到足够的钱，到时候再去参加竞选，当上法官，说不定还能进入最高法院。

“好吧，也许吧。”雷蒙德说，我们都笑了，“你会来吗？”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