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伯金奉诏去伦敦。他并不怎么常在家。他在诺丁汉有住所,因为他的工作主要是在诺丁汉开展。但他常去伦敦或牛津。他的流动性很大,他的生活似乎不稳定,没有任何固定的节奏,没有任何有机意义。
在火车站月台上,他看到杰拉德。克里奇正在读报纸,很明显他是在等火车。伯金站在远处的人群中,他的本性决定了他不会率先接近别人。
杰拉德时不时地抬起头四下张望,这是他的习惯。尽管他在认真地看报,但他必须监视四周。似乎他头脑中流动着两股意识。他一边思考着从报上看到的东西,冥思苦想着,一边盯着周围的生活,什么也逃不出他的眼睛。伯金远远地看着他,对他这种双重功能很生气。伯金还注意到,尽管杰拉德的社交举止异常温和,他似乎总在防着别人。
杰拉德看到了他,脸上露出悦色,走过来向他伸出手,这让伯金为之一振。
“你好,卢伯特,去哪儿呀?”
“伦敦。我猜你也去伦敦吧?”
“是的——”
杰拉德好奇地扫视一下伯金的脸。
“如果你愿意,咱们一起旅行吧。”他说。
“你不是常常要坐头等车厢吗?”伯金问。
“那是因为我无法挤在人群中,”杰拉德说,“不过三等也行。车上有一节餐车,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喝茶。”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两个人只好都把目光投向车站上的挂钟。
“报纸上说什么?”伯金问。
杰拉德迅速扫了伯金一眼,说:“瞧报上登的多么有趣儿吧,有两位领袖人物——”他扬扬手中的《每日电讯报》说,“全是报纸上日常的行话——”他往下看着那个专栏说:“瞧这个标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给它起名字,几乎算杂文吧,和这两个领袖人物一齐登了出来,说非得有一个人崛起,他会给予事物以新的价值,告诉我们新的真理,让我们对生活有新的态度,否则不出几年,我们就会消亡,国家就会毁灭——”
“我觉得那也有点报纸腔。”伯金说。
“听起来这人说得挺诚恳的。”杰拉德说。
“给我看看,”伯金说着伸手要报纸。
火车来了,他们两人上了餐车,找了一个靠窗口的桌子,相对坐下来。伯金浏览了一下报纸,然后抬头看看杰拉德,杰拉德正等他说话。
“我相信这人说的是这意思。”他说。
“你认为他的话可靠吗?你认为我们真需要一部新的福音书吗?”杰拉德问。
伯金耸了耸肩膀,说:“我认为那些标榜新宗教的人最难接受新事物。他们需要的是新奇。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谛视我们的生活,我们或自做自受、或自暴自弃,可要让我们绝对地打碎自身的旧偶像我们是不会干的。你在新的没有出现之前无论如何先要摆脱旧的,甚至旧的自我。”
杰拉德凝视着伯金。
“你认为我们应该毁掉这种生活,立即开始飞腾吗?”他问。
“这种生活。对,我要这样。我们必须彻底摧毁它,或者令它从内部枯萎,就象让一张紧绷绷的皮萎缩一样。它已经无法膨胀了。”
杰拉德的目光中透着一丝奇怪的笑意,他很开心,人显得平静而古怪。
“那你打算怎么开始?我想你的意思是改良整个社会制度?”他说。
伯金微微皱起了眉头。他对这种谈话也感到不耐烦了。
“我压根儿没什么打算,”他回答,“当我们真地要奔向更好的东西时,我们就要打碎旧的。不打碎旧的,任何建议对于妄自尊大的人来说都不过是令人作呕的把戏。”
杰拉德眼中的微笑开始消失了,他冷冷地看着伯金说:“你真把事情看得那么糟吗?”
“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