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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20求职未果1901。3

自1896年1月放弃德国国籍以来，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五年。五年来，爱因斯坦就一直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他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加入瑞士国籍，为此他每个月都会留出一些钱，以便日后及时缴纳入籍费用。对于加入瑞士国籍，爱因斯坦抱着浓厚的兴趣，他欣赏瑞士的社会制度和民主，欣赏那里对个人和隐私的尊重，他后来说：“我之所以喜欢瑞士人，是因为一般来说，他们要比我平日里接触的那些人更有人情味。”

此外，爱因斯坦还有一些实际的考虑：要做公务员或者在州立学校当老师，他必须首先成为瑞士公民。

瑞士政府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对申请入籍的爱因斯坦的情况做了非常彻底的调查，甚至差人到意大利米兰调取了关于他父母的一份报告。在爱因斯坦无国籍五年后1901年2月21日，瑞士政府终于同意了爱因斯坦的入籍申请，他如愿成为了瑞士公民，并终生保留了瑞士国籍，即使在他后来又重新接受了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国籍之后也是如此。为了成为瑞士公民，他甚至将自己的反战情绪暂时抛开，按照要求申请了服兵役，结果却皆大欢喜，瑞士军队于1901年3月13日在他的兵役手册上盖的章为——“不合格”，原因是“汗脚、平足和静脉曲张”。

获得瑞士国籍和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又助推爱因斯坦鼓足勇气向一些大学教授发出申请函，希望能成为他们的助教。1901年3月9日，他在苏黎世给莱比锡大学的实验物理学教授奥托·维纳的信中写道：

“去年夏天我毕业于此地理工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因为我很想拓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自己由听课、攻读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在物理实验室工作已学到的知识，而目前我完全缺乏在这方面的手段，因此我冒昧地向您询问是否需要一名助教，几天之前，《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是《从毛细现象得出的结论》。

我最谦恭地恳求您写几个字通知我，我是否有希望现在或者可能今年秋天获得一个这样的职位。谨致崇高的敬意。”

在这封信中爱因斯坦委婉的提到了自己的业余学习，显示自己涉猎广泛，又提到了自己已发表了正规学术论文，还谦卑的期望只是收到几个字的回复，此时他人生低谷境遇之惨可见一斑。

就在此波爱因斯坦求职无果之时，父母要求他除非在瑞士找到工作，不然就立马回意大利米兰同他们住在一起，米列娃则认为这是他们试图拆撒她与爱因斯坦关系的阴谋，她在1900年12月20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诉苦道：“最令我懊丧的却是由于污蔑诽谤、阴谋诡计而使我们不得不硬生生地分开。”

现实中爱因斯坦听从了父母的召唤，没有陪米列娃做苏漂（在苏黎世漂荡），而是返回米兰与父母团聚，3月19日，他已经在意大利米兰了，这天他又写信给莱比锡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进行了求职：“尊敬的教授先生：您在普通化学方面的著作激励我写出这篇随信附上的论文，因此我不拘礼节寄上一份给您。借此机会我还想冒昧询问您，是否有可能使用一位熟悉绝对量度（注：爱因斯坦学习过绝对电量度方法这门课）的数学物理学者？我不揣冒昧地提出这个询问，只因为我一贫如洗，而且只有一个这样的职位可以给予我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3月23日哥廷根大学物理研究所实验物理研究室主任爱德华·里克教授（1845年-1915年）在《物理期刊》上刊登了招聘助教的广告，职责是负责大气电的观察，要求应聘者具有博士学位，需提供学业成绩、学位论文及其他相关材料。

爱因斯坦当天就递交了求职信，但立马就在1901年3月23日当天写给米列娃的信中表露了绝望情绪：“我对这个职位几乎不再抱有希望。我不大相信韦伯会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不去干点儿什么勾当。”

此时，爱因斯坦忽视了爱德华·里克教授要求助教具有博士学位的要求，将自己求职悲剧归结为恩师韦伯教授从中作梗，米列娃此前建议他直接给韦伯写信进行抗争，爱因斯坦说他已经这样做了：“他至少应当明白，他不可以背着我为所欲为。我在信上说，我知道我的任命现在全仗他的证明书。”

在信中爱因斯坦还向米列娃讲述了自己通过读马克斯·普朗克1900年的两篇论文而得出的感想，在论文中普朗克把单一电介质当作带有相同电荷的共振器集聚来处理，受此启发爱因斯坦认为把固体和液体中热的潜动能理解为电共振器是可行的，物体的比热容和吸收光谱必定互相关联，而杜隆-珀蒂定律（物理学中描述结晶态固体由于晶格振动而具有的比热容的经典定律，由法国化学家皮埃尔·路易·杜隆和阿列克西·泰雷兹·珀蒂于1819年提出）也适用于此种不透明的物质。

爱因斯坦在离开苏黎世时将睡衣、牙刷、梳子、发刷等洗漱用品都留了下来，在3月23日写给米列娃的信中让她把所有这些东西都送到妹妹玛雅所在的阿劳女子学校，因为妹妹可能用得上它们。

最终向爱德华·里克求职被拒后，爱因斯坦于1901年3月27日写给米列娃的信中确定了自己猜测的原因：“里克的回绝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坚信责任在韦伯。在这种情况下再给教授们写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事情一旦有些眉目，他们必定会向韦伯了解情况，而韦伯肯定会给出不利于我的证明书。”1901年4月14日，在给马塞尔·格罗斯曼的信中爱因斯坦更是坚信：“要不是韦伯耍花招跟我作对，我老早就找到工作了。”

爱因斯坦对韦伯的恶感不仅强烈，而且维持了很久——甚至没有因韦伯的去世而消弭。1912年5月24日，距离爱因斯坦的毕业和失业已超过10年，68岁的韦伯在苏黎世去世。这10年来，爱因斯坦的声望在快速上升。韦伯去世前不久，昔日连助教职位都申请不到的爱因斯坦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聘为教授，拟于秋天回母校任职。得知韦伯的死讯后，在6月初给苏黎世大学的好友海因里希·仓格尔的信里，爱因斯坦以一种被荷兰裔美国物理学家亚伯拉罕·派斯称之为“很不寻常”的口吻写下了评语：“韦伯的死对联邦理工学院是一件好事”。6月12日，在给曾担任过自己第一任助教的德国物理学家路德维希·霍普夫的信里，爱因斯坦对即将重返苏黎世表示高兴，并写道：“凶恶的韦伯已在那里死去，因此从个人观点来看也是非常愉快的。”

派斯称爱因斯坦的口吻“很不寻常”是委婉的说法，那口吻完全称得上是刻薄。那样的刻薄相对于公众心目中的爱因斯坦形象几乎是一种颠覆，对韦伯也相当不公。

韦伯并不是著名科学家，哪怕在几十巨册的《科学传记辞典》中也轮不上一个词条。知道韦伯名字的人大都要么是将他混淆为同名的其他科学家，要么是因为他跟爱因斯坦的恩怨，鲜有知道其他的。但尽管不著名，韦伯对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贡献却并不小，尤其是为物理研究所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

“韦伯的死对联邦理工学院是一件好事”那样的刻薄评语是非常情绪化并且有欠思考的。不过另一方面，友朋间的信件毕竟是私语，情绪与理性的相对比例及深思熟虑的程度本就跟公开言论是很不相同的。拿这种私语来评价韦伯固然不公，以之来反评爱因斯坦也不免会脱离语境。如果让爱因斯坦写一篇公开讣告来评价韦伯，口吻应该会完全不同。事实上，后来即便在书信里，时间很可能也最终冲淡了爱因斯坦对韦伯的恶感，使他在晚年写下了完全不同——有可能更接近理性——的评语。

话又说回来，爱因斯坦在找工作方面对韦伯的猜疑究竟有没有道理？客观的说这种猜疑就韦伯可能起到的作用而言应该是空穴来风（有根据有道理，这个词肯定用才是有根据有道理的意思）。因为韦伯作为爱因斯坦的毕业论文导师，及专业上的主要教授，在爱因斯坦申请助教时，确实处于爱因斯坦所说的“一旦事情有了足够的进展，他们全都会向韦伯打听信息”的位置上。而从韦伯对爱因斯坦的观感来看，韦伯也确实有可能会如爱因斯坦所猜疑的，“提供不好的评语”。只不过，那些评语是否出于恶意——即如爱因斯坦所言的“干点什么勾当”，则大可商榷。因为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毕业论文分数就算是实事求是也会时“不好的评语”。事实上，爱因斯坦的中小学成绩虽不错，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成绩则确实很一般。在他毕业那年班上共有五名学生毕业，爱因斯坦的平均成绩位居第四，只比没拿到文凭的米列娃高。换句话说，爱因斯坦是那年成功毕业的四名学生中成绩最差的。韦伯哪怕实话实说，恐怕也会影响他的助教申请，却很难说成是“干点什么勾当”。

当然，以爱因斯坦日后的成就来衡量，我们可以“马后炮”式地认为韦伯没有眼光，甚至可以认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考评制度不足以发现天才。但这些终究不能用来怪罪韦伯。不仅如此，具体到让爱因斯坦耿耿于怀的申请里克助教职位失败一事上，韦伯的角色可能更是无辜。因为里克对助教的要求之中有一条是有博士学位，而爱因斯坦当时并无博士学位（他直到1906年初才拿到博士学位）。因此无论韦伯做过什么，或没做什么，爱因斯坦本就没什么希望获得里克的助教职位。

在3月27日给米列娃的信中，爱因斯坦在做出“给教授们写信是没有意义的”论断后，陈述了自己将来的打算，向阿劳和慕尼黑以前的老师们求援，但首先计划现在意大利找找工作，原因一是意大利没有获得职位的障碍之一反犹主义，二是他在意大利有熟人有关系可资利用。

介绍完在意大利求职的有利因素后，爱因斯坦向米列娃陈述了自己此时对比热容问题的思考，做出了金属的光参量是温度的普适函数论断，不过，这不仅与当时的光弥散理论不符，也与金属的光吸收实验结果不一致。在此一思考中，爱因斯坦忽视了或者不了解金属容积与温度的关系为近似线性函数，他思考中假定的单位容积中原子数N为常数是不对的。

在信的最后，爱因斯坦让米列娃把自己的雨伞保存起来，并许下了美好的期望：“要是我能成功的获得一个职位那该多好，我们夏天就可以用它来旅行了。让我们做最好的设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