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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正面战场又一次大的会战。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日军虽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国标却未能实现。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达到了一定的战役目的，为部署尔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宝贵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尤其台儿庄大捷给了日军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台儿庄之战是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的形势下进行的。作战的胜利主要是由于第5战区广大官兵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取得的，是由于及时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围歼突出冒进之敌而奏效的。台儿庄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受单纯防御战略思想的束缚，消极保守，台儿庄大捷后，未乘胜扩大战果，集中全力击破疲困之敌，致使日军濑谷支队残部和坂本支队余部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尔后又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增援来的一路或数路，发展胜利，竟坐视日军从容地调整部署卷土重来。国民党军在徐州东北方向基本以阵地战实施重点防御，约30万大军被日军钳制，而未能抓住战机，以机动部队实施有力反击，或迂回敌侧后，战局呈现被动之势，且徐州以西、以南之后方兵力薄弱，致使日军乘虚而入，最后导致徐州夫利。徐州会战对中国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军队失去了钳制日军的战略要地和防御武汉的屏障，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这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三节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拒下承认湘、赣、粤、浙、闽、鄂、豫、皖8省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仍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虽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游击队，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特别强调：各红军游击队“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4页。＇

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指示南方各红军部队：要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游击队任职；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游击队驻地应背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要移驻大地方，严防国民党的暗袭及破坏，避免重蹈闽粤边、湘鄂赣＇闽粤边恃委代理书记何鸣，与国民党谈判后，率部近千人到漳浦城集中，于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包围，除部分突围外，大部被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曾接受国民党派人任副司令等职。＇等地区的覆辙；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避免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指示要求各游击区的党和军队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应在党内外、军内外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教育全体军民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对它可能采取的各种阴谋手段，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以及陈毅、曾山、张云逸等负责人分赴各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多数游击队都能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分析形势，坚定而灵活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权改用国民党政权的名称，游击队由国民党给予番号等，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各游击区先后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1个军，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于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改编。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1、第2两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3、第4两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5、第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980余人。全军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支（挺）。

1938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开进途中，各部队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受到沿途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在2～4月间，第1、第2和第3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4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二、京沪杭地区沦陷后中共中央开辟华中的方针和部署

京沪杭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仅南京惨绝人衰的大屠杀，即有30余万人民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全市房屋13化为灰烬，在日本侵略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抢劫；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收集武器，组织或扩充武装，自封“司令”，各霸一方，敲诈勒索。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迫切要求抗日自卫。

1938年春，敌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和旧政权机构大部撤走，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敌军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力顾及，伪政权亦刚刚建立，力量薄弱，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和实行，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人民迫切希望新四军迅速挺进华中敌后，打击日本侵略军。

而且，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苏浙皖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的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傈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5月4日，毛泽东又对新四军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根据华北的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胆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和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三、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提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还具体地分析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指出我军活动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加之河川湖泊纵横，虽有小山，但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而我军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敌人兵力不足，空隙地区甚多，而且我军素能团结群众，即使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

基于上述条件，新四军军部在指示中提出，本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在大江南北同日伪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第1、第2支队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地区沦陷后，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人民处于水深人热之中。为开展苏南敌后抗战，钳制向华中内地进犯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以第1、第2、第3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中旬，先遣支队到达苏南镇江地区。与此同时，第1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挺进苏南。6月中旬，第1支队到达苏南傈水竹簧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并积极向京沪、京芜铁路及各公路线薄弱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

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之韦岗，伏击乘汽车由镇江开往句容的日军。经半小时激战，毙伤日军少校以下2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新四军江南首战告捷，意义重大，在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机关附近的京沪铁路一侧，歼灭日军车队，不能不引起敌人的震惊。这一胜利更使苏南渴望解放的人民看到了光明，振奋了民心，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陈毅即兴作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3页。＇

7月1日夜，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北地区8个乡人民自卫团和千余群众的配合下，袭击镇江东南的新丰车站，突击队乘日军熟睡，攻入车站，并向顽抗之敌实施火攻，一举消灭日军40余人，摧毁其车站大部设施，并拆除一段路轨，使敌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8月12日，第1支队第2团，夜袭京杭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句容城。突击部队由东南门之间架梯袭入城内，将敌逼退至县政府和教堂固守，在歼日伪军4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是袭击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对敌人的震动和对群众的影响颇大。新四军第1支队在京沪铁路、京杭公路连续获胜，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日军在加强城镇交通线守备的同时，调集兵力寻找新四军部队作战。8月23日，驻金坛之日军200余人乘船两艘出犯，其一艘沿丹（阳）金（坛）漕河北进。第1支队第2团遂于敌必经之珥陵镇设伏，毙伤其40余人，给出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

1938年7月，在第1支队挺进苏南后，张鼎丞率领第2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展开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傈水、高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积极打击日伪军，并破坏其交通线。8月22日，日军调集4500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分8路水陆并进，围攻小丹阳地区第2支队，企图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

第2支队为打破日军的围攻，以1部兵力转至日军合围圈的外线，向当涂、陶吴等地日军据点袭击，钳制和调动敌兵力；另以一部兵力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广泛袭扰和阻滞日军的进攻；以支队主力大部干小丹阳以西杨家庄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打击日军薄弱之一路，为配合第2支队的反围攻作战，第1支队主力和地方武装在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向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广泛的破袭战，并派出小分队深入南京近郊袭击麒麟门等日伪据点，钳制敌人，进行策应。23日，日军由溧水、秣陵关、当涂三面对小丹阳地区形成包围，数路合击小丹阳。第2支队主力于鸡笼山给进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后，迅速转移。日军合围失败，又遭到不断袭击，被迫于26日开始撤退。9月以后，日伪军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至12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日伪“扫荡”近30次，沉重打击了敌人，初步巩固了以茅山力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第1、第2支队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摧毁伪政权，并正确对待当地各种武装。由于第1、第2支队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因而，绝大部分游击武装均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日。其中丹阳抗日自卫团，在第1支队的指导下获得了发展，扩大到4000余人，扩建为丹阳县游击纵队。与此同时，第1、第2支队辽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成立租息调解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不少青壮年自动参军，群众主动支援军队作战。第1、第2支队还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陈毅还亲自争取了茅山地区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促使他们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战。

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亦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6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