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局墙上的喇叭嗡嗡响着,一个声音说:“总台,测试。”咔嗒一声,声音停了。
探长杰西·布雷兹伸了个大懒腰,打着哈欠说:“晚了几小时,是吧?”
我说:“是的。但我给你留了话,说我会晚到。我得去看牙医。”
“坐下吧。”
他在室内一角有张小办公桌,桌上比较零乱。他在桌后靠墙角坐着,左边是一扇大窗,没拉窗帘,右边墙上挂了一个大日历,大约齐眼高。已经过去的日子细心地用软质的黑铅笔划去,这样,布雷兹只要看一眼日历就知道这是哪天。
斯潘格勒坐在旁边一张稍小但更整洁的桌前。桌上有绿色的吸墨纸、一个石质笔架、一个小的黄铜日历以及一个鲍鱼壳,壳里满是烟灰、火柴梗和烟头。斯潘格勒手里拿着一把蘸水笔,朝墙边一只坐垫有毡的一面投去,就像墨西哥刀客朝目标掷刀一样。他投得并不准。那些笔没有戳进垫子里去。
这个房间有着这种房间惯有的味道:疏远、无情,既不很脏,也不干净,没有人情味。给警局一幢新楼,不出三个月,全部的房间就都会有这种味道。这里必定有某种道理。
一位报道纽约警察的记者曾写道,你一旦走进警局管辖区内,你就显然走出了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法外之地。
我坐下来。布雷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玻璃纸包着的雪茄,那套程序便开始了。我看着他按部就班地进行,一成不变,丝毫不差。他吸着烟,晃灭火柴,轻轻地放入一只黑色的玻璃烟灰缸里,说:“哎,斯潘格勒。”
斯潘格勒转过头来,布雷兹转过头去。他们对视而笑。布雷兹拿雪茄指着我。
“瞧他出汗了。”他说。
斯潘格勒挪动脚步,转身看我出汗。即使我在出汗,我也不知道。
“你们两位可爱得就像一对打飞了的高尔夫球。”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做到的?”
“少说俏皮话。”布雷兹说,“今天上午有点忙吧?”
“有点。”我说。
他仍然微笑着。斯潘格勒也微笑着。布雷兹似乎在品尝什么东西,他不愿意咽下去。
最后,他清清嗓子,摸了下长满雀斑的大脸,头再转一点,这样,他不用对着我但可以看见我。他用一种模糊空洞的声音说:
“亨奇招了。”
斯潘格勒转身看着我。他坐在椅边上,身子前倾,嘴巴张开,一副沾沾自喜甚或有点下流的样子。
我说:“你们用什么对付他——一把大镐?”
“不是。”
他们俩都不说话,只是看着我。
“一个喔普[1]。”布雷兹说。
“一个什么?”
“小伙子,你高兴了吧?”布雷兹说。
“你们想告诉我呢,还是就坐在哪儿得意洋洋地看我怎么高兴?”
“我们想看别人高兴。”布雷兹说,“这样的机会不多。”
我往嘴里塞了支烟,上下晃动着。
“我们用一个喔普对付他。”布雷兹说,“一个叫巴勒莫的喔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