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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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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许多天，我的脑海里都无法驱除“得耳”的影子。对我而言，他好比一个从阴暗的背景中渐渐移到光亮处的角色。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和传闻简直太多了，已经成为整个平原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无论是在园艺场还是在乡村集市，都会遇到津津乐道议论“得耳”的人。剔除一些夸张和无法避免的误传，凸显在真实中的这个人实在是有点怪倔了。比起他来，这个“苏老总”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粗人。

“得耳”身为集团董事长，在兼并了附近几个村子之后，实际权势已经覆盖了方圆几十里。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在当地，对于“得耳”都是交口称赞的，而且大都发自内心。他是一个善良而多趣的化身。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苏老总经办，这个人名声不佳，是个令人恐惧的角色。

“得耳”的个人资产已经没法估算，实际上对公司的全部资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而且他与公司的关系有些奇特，比如那一片高级别墅既是他的，又是公司的办公总部，这就必须以高额租金累计。他自己的主要居所却是另一处别墅，那是十分可笑的一个建筑群：远看既像现代楼阁又像老式碉堡。据说苏老总来到公司后别出心裁，为其请来一个退役的“防务专家”帮忙，在别墅地下设计了一个堡垒工事，其粮弹贮备足可以在围困状态下独自坚守一年。

现在的确是苏老总君临一切了。

兼并村子是发生在苏老总上任之后的事，其实从半年前就在酝酿运作。附近村子是平原上最贫困的，几个村子的一千余户人家中，竟有三百多户出外打工、二百多人做了流浪汉。这些人中每年都有下落不明者，他们是因各种缘故倒在旅途上的，再也不能还乡了。这些人有的是光棍汉，有的则遗下了故乡的妻子儿女。许多村子已经没有了村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商，上边传下准信儿：这几个村子归公司统一领导，从此也是这个集团的一员了。

苏老总在接收邻近村庄的大会上有过精彩的“施政演说”。

那一天几个村子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广场上——苏老总说你们这几个村子真是窝囊到了极点，革命胜利这么多年了，连个像样的大礼堂都没有。没办法，就凑合着在野地里开个大会吧！

其实这个大广场一直是几个村子集会、上演戏剧和电影的地方，有砌了石墙的大土台子，台侧立有高高的木杆，可以悬挂会标、搁置横梁、悬汽灯电灯之类，谁也没有觉得它简陋，甚至还认为它又体面又气派呢！苏老总竟然把它叫成“野地”，这使村子里的人有些沮丧。大家不眨眼地看着台上端坐的这个人物：留了光滑的背头，穿了宽松长袖衣服，布扣子，黑色千层底鞋——一色的地主打扮。当时都以为这个人就是声名远扬的“得耳”，后来才知道是新头儿苏老总。

村里人差不多都忽略了旁边坐的另外几个干部，他们分别是当地的镇长、市里来指导工作的一串带“长”字的人……村里人个个知道，这些人都是“牛腚上的苍蝇——瞎哄哄”，顶事的、能给村子施展魔法的，今后只看这位公司的头儿了。人家既然能把自己的村子变为“总公司”、“集团”，也就有办法把这几个村子从里往外变个样儿。这会儿，“希望”像五彩云气一样，笼罩在台上的这个人头顶上。

开会时，市里和镇上的人说了几句让人记不清的浑话，然后就是苏老总讲话了。他一开口全场鸦雀无声，他的话村里人字字句句都记得。

“……咱这些村子从今以后就是‘集团’辖区了。共同富裕嘛，一村带一村，全国都这么带，全国都富！我就不信拔不了穷根！”说到这儿他狠狠一拍桌子，“不过咱也得丑话说在前头，治村也等于带兵打仗，总得有个章法。你是人，我以礼相待；你是头犟驴，我这里有根棍子哩！你以为我是大善人老‘得耳’吗？我这人脾气不好，只有一条，讲理！老少爷们听好了，咱今后这么着，听话行正道的，有的是香饽饽吃；想耍蛮的，收收野性倒也不晚，嗯，我的话先撂在这儿了……”

他旁边的几个头头脑脑笑眯眯的，领头鼓掌。台下的人也跟着鼓掌，虽然心里不太明白今后会怎样，当时也还是起劲拍手。

开过这个会，村里人明白的只有一点：不能做“犟驴”，人家苏老总手里捏着棍棒呢。

很快，全村的人都到“招工处”报名了，无论年老体弱或身强力壮，也不分男女，都有工作给，有工资拿。老人笑咧了嘴，年轻人穿上了新衣服，一群群拥到报名地。可到了那里才知道，负责登记的全是“集团—总公司”的人，他们一个个态度蛮横得很。

“总公司”把几个村子的大小生计分为“工业”、“农业”、“第三产业”，所谓报名就是个人与公司签约，做工的要按定额拿钱——而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田里去，去搞种地养猪养鸡这类“农业”和“第三产业”；再不就是到工厂作坊里去做一些粗活。不过如今的名称变了，头儿也换了。而且头儿下边还有头儿，一层比一层管得严厉。

村里人终于明白过来：更苦更难的日子来了。

那些穿公安服装、被“总公司”统一领导的“治安保卫大队”身携警棍在街上溜达，老人孩子，包括鸡狗鹅鸭，见了他们都要赶紧躲开。这些执法者，还有大多数部门的负责人，一般都由原公司的人充当。这就使后来兼并进来的村子进一步明白：如今是全村给另一个村子打工来了啊！

村子因为离火车路近，所以多年来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一直在打火车的主意。他们瞅准了火车在这儿停留三两分钟的机会，竟做成了很多事情。几乎半数以上的人家都有一辆小架子车，车上摆放了汽水瓜子之类，一旦火车停稳，就从车窗上做交易。做这活路得眼疾手快——必须在车子启动前把钱取回。

如果有临时停下的煤车和其他货车，有人就在深夜里对付它。结果半年时间有十余人被逮，还有一个壮年汉子被当场击毙。

尽管如此，那来来去去的火车还是非常诱人。人们知道它会一直这么跑来跑去，谁也阻挡不住。他们更知道它会给小村扔下什么、带走什么。

这十几年里，有二三十个姑娘和媳妇随着送吃食的架子车，摸透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脾性，有的竟先先后后爬进车里，随它走上一程又一程。她们把架子车扔了，一扔扔上半天、一天，毫无牵挂。过了许久许久，从相反方向驶来的火车一停，她们又三三两两跳下来，嚷着：“俺坐过了站哩！”

“坐过了站”的妇女越来越多。后来都明白，她们是去车上找“戴金戒指的男人”——据说这样的男人身上洒了香水，抽着外国烟，手持“嘟嘟响的小机器”，个个出手大方。

有的姑娘上了车，不是随上一站两站，而是永远不再下车——她们随火车走向了天边，从此村里人再也不知她们的死活。

2

屠宰手包亮在“总公司”肉联厂做工，只老婆一个人在农场干。农场的活儿时松时紧，到了收获时节，连包亮和儿子包学忠也要到田里去忙。

包家种了麦子——他们的麦田包裹在更大的一片麦田中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为便于机械操作，庄稼的种植时间、品种，一概由上边说了算；只有管理是承包者的责任。连年大旱，一提到“水”字就愁煞了人。浇水要由承包户租用机井，按小时付钱。因为井常常抽干，所以有时付了钱再排队，等上许多天也不来水。麦子打蔫了，人急得揪头发。

包家的邻地是另一个村子的，那时他们尚未划归“总公司”。这家人姓殷，都叫他们“老殷家”：一个孤老头、一个二十多岁的闺女、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儿；小男孩上学，余下时间也来田里，所以常常一家三口都在地里忙。孤老头子平时不吭一声，两眼浑浊、发灰，看人时眼珠都不动一下，包家就送他外号“死羊眼”。他的女儿出挑得不错，只是有些黑，但眉眼俊美，一条大辫子顺着后背搭到臀部。她平时也像父亲那样一声不吭。包亮听到“死羊眼”唤女儿“小肠（常）”，心想一个女孩儿叫什么“小肠”，怪极。不过那时候包亮不是后来，苦日子磨掉了仅有的一点幽默心情。只是到了许久以后，他还认为这名字是怪极——“小肠”，他琢磨着，“哼？怪！呸！”他一个人修土埂时，一听到对面的地里这样喊叫就往地上吐一口。

包亮心里是骂苏老总呢。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从不对人说起。这个家伙横行霸道，连保镖都一个比一个坏。有一天夜里包亮起早去圈里捆猪，摸黑到了后街。他是帮本家婶子做这活儿的，因为她男人去年在煤矿出了事，儿子又小，有事都是他帮她做。他刚要拍门，就听到屋里有屏气声、压低了的呼叫声。他觉得头上涌满了血，两手握得出水。他听得清清楚楚：本家婶子正在哀求别人放开她，那人说话嗡嗡响，是苏老总手下的人……婶子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死了男人不到半年，头发全白了。包亮习惯地摸摸身上，没带杀猪刀。其实带了他也不敢使。他对苏老总又恨又怕。他只得大声拍门，喊着：“捆猪的来了……”

包亮在“总公司”宰猪，出牛马力，挣最低薪。车间头儿下了谗言，说他三番五次偷走猪下水。苏老总手下的人已经让人捎了口信，从上个月算起，薪水再压百分之二十，以观后效。包亮去找苏老总求饶，还未走近办公室，就被“治安”人员生擒——因为包亮慌忙中忘了洗手，满手是血，而且腰上还别了杀猪刀……怎么解释也没用，跪也没用。那真不是人能熬得下的折腾啊，包亮被吊在梁上，直打得皮开肉绽。直到第三天，苏老总听说了才亲自来看了看，踢几脚说：“谅你也不敢。”就这样，包亮又回到了宰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