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的荒凉
前面提过,鲁迅的小说〈药〉就是以秋瑾為主角。鲁迅也留日,且是绍兴人,他从小就在秋瑾被砍头的街市口走来走去,其内心受到的震撼不可言喻。所以,我认為鲁迅是一个非常了解革命者孤独的小说家。
鲁迅自己却不走向革命。当时每个党都希望鲁迅能加入,因為他
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可是,从头到尾,鲁迅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写文章感念年轻的革命者,他的学生柔石、胡也频都是在白色恐怖时遭到逮捕的年轻诗人,鲁迅為文时,甚至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列寧革命前,帮助列寧的也多半是诗人,其中包皮括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寧,他们在革命前奔走呼号,写了几首诗让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可以高声朗诵,激动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后,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桌玻璃垫下压着叶赛寧自杀后的照片,太陽穴上一个窟窿。我不知道為什麼这麼做?大概是警告自己,这就是革命者的下场,或者,是纪念诗人与革命者的孤独之间非常迷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诗句多年来感动着每一个人,而他们的生命却多走向了绝对的孤独。
何谓绝对的孤独?就是当他走上刑场时,他感觉到自己与天地之一切都没有关联了。
而这部分,歷史不会说。
后人讲到林觉民、讲到秋瑾、讲到徐锡麟、讲到陈天华,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称他们為「烈士」,所以他们慷慨赴义,死而无怨,歷史不会写到他们也有孤独的一面,更不会提到他们生命最后的那种荒凉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绍兴的街口,对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日出,也看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长夜何等煎熬,这是生命最后的荒凉。而她的尸首曝晒数日,是不能去收的,谁去收谁就是同党,直到一两个星期后,她的好友吴芝瑛冒着九死一生偷回尸体,把尸体运到杭州埋在西湖岸边。
吴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秋瑾很多资料能保留下来,就是归功於她一生的知己吴芝瑛。这些清代后期的女性,其所作所為,我们今日读来都要觉得瞠目结舌。
回到九○年代台湾的学运,当时我在东海教书,担任系主任的工作,从电视新闻与报章媒体得知有那麼多的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过夜,有那麼多的学生占据台北火车站,发表演说,要求与政府高层对话。而再晚一点大陆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一批学生集结,大家是否还记得?吾尔开希穿着睡衣去与李鹏对话的书面。
他们让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诗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后画下一个漂亮的句点,其实蛮难堪的。这是我一直想讲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独应该有一个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為了要成功吗?為什麼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败者的角色在歷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皮合着梦想的完成,但是在现实中,一旦革命成功,梦想不能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琐琐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诗。
如果你坚持革命者的孤独,就必须是像司马迁写《史记》所坚持的美学意识形态。并不是说不能当刘邦,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刘邦而不是项羽,都想成為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但是在美学之中,留下的符号总是一个一个出走的孤独者、失败者。
现在我经过台北火车站、经过中正纪念堂,十多年前学运的画面还会跃入脑海,而十多年前学生对我说:「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参与这些东西」时,我说:「这不是政治,你那麼年轻,去旁边感受一下那种激昂吧!」
说这话时,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岁时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
这麼说好了,你的生命裡有没有什麼不切实际的梦想?没错,就是不切实际,因為青春如果太切合实际,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為青春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梦想的嘉年华。
参加学运的人不一定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包皮括我在巴黎一起参加学运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為男朋友或女朋友参加而参加,他们甚至不知道游行的议题到底是什麼。但是,曾经感受过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曾忘记。
我还记得当年经过中正纪念堂时,看到一个约莫大二、大叁的男学生,有一张很稚嫩的脸,已经被推為学生领袖了,他必须向大家发言,他必须懂得组织,这麼多的学生光是吃饭问题、卫生问题就叫人头痛了。当他在台上讲话时,有时会羞怯,有时会说得不好,有时还会拨一下头发让自己漂亮一点;然后跳一个时空,这张脸可能到了立法院、总统府,仍然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