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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是现实主义已经躲躲闪闪地变成了迂腐的自杀方式？佛罗伦萨的大师会对这个心理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常微妙的道理作出什么样的裁定呢？

1939年3月15日前夕，联合王国的人民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陷入了又深又严重的分裂。自1931年9月18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打进了第一个楔子以来，此种全国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扩大。争吵并不限于政治，还涉及到道德观。自1898…1902年南非战争时发生了“亲布尔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争吵以来，在联合王国的国内生活中还没有任何事件可与这一次的争吵相比拟。在南非战争时的争吵中，也和这次一样，一派自以为是地指责对方在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种刻毒诽谤的另一方，愤怨之余，在自己内心里却未能十分了然地感觉到这种丑恶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然而，1939年和1899年相比，在指控的内容上却有一个令人感到辛辣的不同之处，这使人对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1899年的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理由是非正义的，因而蒙受耻辱，但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亲布尔人的非难者是不爱国的和平主义者，而1939年的绥靖者正是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不折不扣的后嗣，却为着不愿兴正义之师而蒙受耻辱。他们也同样反唇相讥，骂鼓吹集体安全者为好斗的战争班子。

在1939年的这次分裂中，双方都有着未解决的矛盾和同床异梦者。在原来是威尔逊阵营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思想也还弄不大清楚，虽然自1931年以来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讲不出，他们究竟首先是国联的拥护者呢，或首先还是和平主义者。在这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现了清醒有力的头脑，他们或者为推行集体安全运动而把他们的和平主义连根拔出并予以屏弃，或则为保全他们的和平主义不受侵犯而不再效忠于集体安全。相反地，在原来是保守阵营的一方，也相应涌现出了一批意志坚强、目光锐利的少数派，他们下决心脱离头脑糊涂的多数人，或为爱国主义而牺牲绥靖，或为绥靖而牺牲爱国主义。那批头脑糊涂的多数人却还是拒不相信“爱国”和“绥靖”这两匹好马再也不能象样地搭配在一辆车上驱使了。威尔逊阵营中坚决选择集体安全的人和保守阵营里坚决选择绥靖的人所显示的也许是最清醒的远见。但勇于表现道义的奖牌还应归于象安东尼·艾登那样一位保守党人，因为他辞去了外交大臣一职，冒着个人和党的关系破裂的风险，一心一意献身于集体安全事业。光荣也应归于一位酷似威尔逊的赫特伍德·艾伦勋爵，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张伯伦，同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和平主义。至于两个阵营中的那些迷迷糊糊和摇来摆去的大多数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他们的简短的断语是：“但你……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

这一章如不分别谈一谈保守阵营主张绥靖的核心人物的观点和威尔逊阵营拥护集体安全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那还不能说完整的篇章。这两项任务对本文作者来说，后者还容易谈，因为只须说出自己的观点就行了，但是前者却比较难了，尤其是因为保守的绥靖者同他们的主张和平主义的同盟者和他们的主张干涉的反对者都有所不同，他们拘谨地不说清楚自己的意思。因此，本文作者深恐在论述张伯伦及其同事方面，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或出于可能的偏颇，无意间遂难免有不够公允之处。

促使约翰牛一时转而信奉绥靖的经历、感情和动机无疑是复杂的。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是联合王国的前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发生了变化。从修道院解体的时代到1914年战争爆发，这个阶级一直绵延不断地享有不断增加的财富和权力；它一向以热心公益的精神而自豪，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超乎寻常地洒热血、出钱财，高标准地效忠于公职，而它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詈为“资本家”、“军国主义者”这一类不光彩的名称，还被刻成“毕林普上校”这样的漫画式人物而被嘲笑（这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以致它的威信扫地。由工党阵营新崛起的政治反对派又幸灾乐祸地向它发出事前警告，说要通过选举把它撵下台去，然后通过征税使它难以生存。这个前统治阶级象其他英国人民一样，急于要竭尽全力去避免又一次大战，因为这次大战会和上次一样，不仅对联合王国的统治阶级将是一场大灾难，对整个英国和全世界也都是这样。但是，这个阶级在它的光荣史册上又写下了最美好的一个篇章，这便是它在两次大战之间为恢复1914年以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顽强斗争之后，当它终于确信绥靖与热心公益再也不能并行不悖的时候，它就听凭自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

如果自我保存的本能是指导一切的本能，那末，只要希特勒肯让英国有产阶级保持他们自己的收入和特权，英国有产阶级就会让希特勒去占有整个世界了。可是，英国有产阶级明知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却还是准备牺牲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不容许那个恶魔得逞。这能说是自私吗？还没有见过整个阶级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自杀哩。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加上首相的内阁同僚以及议会和选民中拥护他的人给予这一政策的支持——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它是一种人所共有并值得称道的道义上的判断同一种对严重事态估计错误的结合。张伯伦明显地——而且显然是真诚地——害怕战争，认为战争本身在道义上和在物质上都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在这一点上。他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不但代表着联合王国和英联邦的各海外自治领的绝大多数人民，而且也代表着德、意、日疆界以外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甚至代表着三大侵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可以设想，如果举行一次自由投票，不是问战争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问投票者是要他们的政府把他们投入战争呢，抑或是让他们避免这场苦难，那末，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投票据成维持和平的。但张伯伦对希特勒政策作出估计的依据就大可商榷了。他不愿相信离英国诸岛只有几小时飞行距离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竟然会有这么一种和他张伯伦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以致决定要为战争而发动一场战争。加之，他从表面价值上去看待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虚伪声明，说什么他的领土要求仅限于确保在对德国有利的地方实施民族自决原则，这个民族自决原则在1919…1920年的和平解决方案中的实施只有利于战胜国，而没有公正地同样实施于会有利于战败国的地方。即便假定——张伯伦就是这样假定的——希特勒的野心仅限于为德国取得某些至少在德国人看来也许是早该实行的公正措施，张伯伦也还是不愿意相信在这有限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是不能按常识以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的。伯明翰的两个商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消除障碍而作成他们两家商号之间的买卖，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白厅的劳工部里对私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某项争端进行排解，但是这种方式不能用之于希特勒。

诚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态度和意图所抱的这种见解，是关系到他的政府和他的国家的存亡，乃至世界的命运的，但他之受到责难并不是因为在判断上犯了错误，尽管十二年之后，在作者撰写本章的时候，缴获的德国官方文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个判断错误确实是异乎寻常的。但是直到1939年3月14…15日的夜间，关于希特勒政策的底细，还是谁也没有摸透。张伯伦在这一点上的过错（而且肯定是一个严重的过错）是，在象这样一个公开的问题上，尽管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其中包括那个后来被证明是真理的不祥的答案——在战前的那些危急的年代里已在举国上下积极展开讨论，他却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合口味的悲观见解故意视而不见，尽管坚持并且颇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些见解的人是在外交事务上的阅历与识见都远过于首相本人的那些英国政治家，以及在宪法上有优先权提请首相注意对外政策问题的官方顾问们。

张伯伦不仅无视和否决了这样有份量的不同意见，而且还凭着自认为是超级决断的个人信念去冒巨大的、不可原谅的风险。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其中还牵涉有两位主要当事人的，不是别人，正是罗斯福和艾登。1939年2月21日，艾登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提到他同张伯伦在一个与意大利无关的“极端重要的对外政策的决定”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这个决定属于什么性质并没有透露，但是到了这一年的5月，一家纽约报纸刊载了美国驻伦敦记者约瑟夫·德里斯科尔的一篇文章，说张伯伦和艾登曾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意见不一致。6月20日，张伯伦在议会里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和艾登发生争执的消息，只是过了很久以后，事实真相才为大众所知晓。其事如下：

1938年1月12日，艾登正在法国，伦敦收到了罗斯福的一份电报。罗斯福就邀请某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共同探讨国际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的一项建议，征询英国政府的意见。罗斯福暗示，如果，但只有如果该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热诚赞同和全力支持”，他才会接着采取他设想中的下一个步骤，那就是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艾登还没有回到伦敦，张伯伦就发了一封回电给罗斯福，建议推迟所提出的行动，因为它可能影响英国政府正在为同德、意达成一项协议所作的努力。张伯伦特别提到，他准备对意大利的占领埃塞俄比亚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作为一项总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罗斯福鉴于英国政府有举行直接谈判的打算，于是在1月17日的一封信中同意推迟行动，但借此对所说承认征服埃塞俄比亚一节表示严重关切。

此时，艾登已于1月15日回到伦敦，听到了张伯伦照会的措词，感到非常不安。他运用他的影响在内阁会议上促成向华盛顿再度发电。在1月21日的电报中，对罗斯福总统的倡议表示热烈欢迎（尽管对建议的步骤有所怀疑），并比较详细地阐明英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态度。然而，这些电报中比较热诚的调子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罗斯福所要求的“全力支持”显然不能指望从英国政府得到了。

这一事件没有（在那个时候也显然不能）作为艾登提出辞职的原因来公诸于众。但这一事件使艾登深信他和张伯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已无法继续留在张伯伦政府里了。当时的英国首相事先不同自己的外交大臣磋商，便断然拒绝美国总统的一项重大提议，这实际上是将他对其利益负有最高责任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及其余人类的命运——押在他个人自以为是地作出的对希特勒的真正品格和意图的胡乱猜测上。除非能够绝对肯定希特勒是一个真正善良而信实可靠的人，才能证明当时处于张伯伦地位的那样一位英国政治家对美国总统的这一“重大步骤”泼上“一盆冷水”是有理由的，这盆“冷水”有效地使罗斯福引导全体美国人民追随他的行动陷于停顿，因为他们对当时国际现实如同张伯伦本人一样茫无所知，而追随罗斯福奉行的政策便会在国际天平上把具有美国巨大潜力的决定性筹码投入和平的一边。张伯伦方面要是作出赞同的答复，就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卷入欧洲事务，不论是多么尝试性的”。后来公布的德国会议详细记录表明，希特勒早在193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前夕已经作出了决定，也就是罗斯福的建议送达张伯伦之手的两个月之前，这证明了丘吉尔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必须把这一回拒绝——因为它确是拒绝——认作是丧失除战争外拯救世界免于暴政统治的最后一线希望。”

如果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目的的理解是无可辩驳地正确的话——而不是象一向所遭到的猛烈抨击并终于被揭露出来的事实真相驳斥得体无完肤那样——那末，在这一前提下，他为自己的政策作有力的辩护无疑是可以提供考虑的。首先，希特勒所说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境外毗连地区操德语并具有德意志感情的人民在政治上并入第三帝国，如果始终设想希特勒的目的确在于此，而且仅止于此，只是为了这一目的的缘故，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进一步的无耻目的的踏脚石，那末，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看来，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而且，希特勒接着采取的步骤是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第三帝国，这虽然已经明显违犯了各项条约义务，并已（即使根据最宽容的判断）构成破坏世界和平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但也还有情有可原之处，其理由是：德国由于长期和痛苦的经验，发现自己无法通过任何守法的、安全的或文明的常规取得在它看来明明是公平的待遇。同样地，在世界裁军会议注定要失败这一点已经明确以后，还要坚持德国应继续处于解除武装状态，这似乎也是不合理的。

而且，还有在这些事件上的强烈论争，即反对为维护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而执行国联盟约所施加的制裁。在英联邦本身就有一个以史末资将军和洛西恩勋爵这样的著名人物为代表的思想派别，他们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认为集体安全结构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例如，已很清楚，现代战争的影响趋向于不可估量地扩大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悬殊，不管小国加在一起数量上多得怎样可怕，而集体安全这一结构单靠它们还是难以运转的，而且这些小国必然胆小伯事，不敢采取主动去反对强大的侵略者，因此事实上制止侵略战争的担子实质上必然要落到日益减少的几个大国身上。而在世界诸大国中，德、意、日和美国已无庸考虑，而苏联又是联合王国中持保守意见的人所怀疑的一个未知数。因此，在英国保守党人看来，什么都得靠英法两国，这就是说，两国必须步调一致，或者说，如果其中一国退缩不前，另一国务必跟着照办，因为它们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力承担一项在当时的国际力量集结的形势下即便是两国共同努力也可能是难以胜任的任务。即便是一位热情而忠诚地支持国联的人，他也可能感到，由于其成员国在1935…1936年未能将维护国联盟约以反对意大利的努力坚持到胜利，国联已被扼死了；而张伯伦本人是曾经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块试金石的，这从他本人在1935年12月9日和1936年6月10日之间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12月9日，他和保守党内阁里的同僚一起劝说塞缪尔·霍尔爵士辞职，而在6月10日，他却嘲笑主张继续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意见是“极度的疯狂”。

人们确实有理由认为，埃塞俄比亚事件的考验证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管理国际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体制这时已经不能正常行使了。这时存在着真正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张伯伦奉行的政策也自有其限定的立场，即在那三个侵略国如今都已与国联断绝关系之时，他决定不再迂腐地拘泥于凡事必经国联的做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而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劝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坐到谈判桌上来，向他们说清楚，如果他们愿意通过会谈方式达成一项和平交易，而不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他准备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图满足他们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