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及其领袖的更大成就的工具而已,这个工具他(至少在他晚年)越来越恼怒地发现是太不合适了。
可是,墨索里尼一心要向全世界显示的这个光辉人物,要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也只是一个来自罗马尼阿的微不足道的新闻记者;他在发生世界危机的一个时期内把自己树立为各大国中的最弱国家的独裁者,一旦他失去好运、活力或政治上的机智,他就会以他爬上台的相同速度摔下来。他已经开始担心他党内的某一个同志会取代他。十六年大权在握的生活增强了他的自大狂和不稳定性,损害了他的判断能力和主动精神。由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行政官员,在整个政府机构和重整军备问题都需要彻底研究处理的时候,他却全神贯注于例行公事,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军乐队长的指挥棍问题。
他转向德意轴心的理由之一是,他象落入陷阱还抓住诱饵不放的狒狒那么顽固,放不下他的帝国迷梦。他希望给意大利人以民族国家的声誉和分享掠夺的果实以换取他们对他的威信的支持,并因此而抢在党内极端分子的前面先下手。与西方国家和解只是一块最不合口味的劣质馅饼,同疏远德国的危险相比,对意大利是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的。德国正是意大利领袖最害怕和最着迷的国家。相反,他要特别引以自豪地施展外交手法,希望能使意大利站在轴心之内较之站在其外更安全。他之所以在1915年极力要求意大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一个中立的意大利必然会遭到战胜的任何一方的敌视,他还想到要利用战争作为促进国家复兴的一个手段。所以在1939年,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现实主义”和他与西方国家的宿怨、恐惧和野心、“物力论”的信条以及倒向阻力最小方面的日益增强的倾向,究竟会把他引向何处。
1939年的东欧是由一些小国组成的,它们介于德国与意大利为一方和俄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地带,是德国东侧的一个缓冲地区,正如瑞士、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是德国西侧和北侧的缓冲地区一样。从北方的巴伦支海到南方的爱琴海分布着一系列国家,它们的面积虽大小不同,但同它们西边和东边的大国相比,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在1939年3月初共有十四个东欧国家,一年以前还是十五个,但奥地利在来自西侧的压力下消失了,由于同样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在1939年3月15日也解体,只留下一个其主权值得怀疑的继承国斯洛伐克。这说明缓冲地区的意义是不够明确的,可能在建立它时是作为一道屏障或一堵遏制墙,但由于政治上的沉淀,很容易由权力的分水岭一变而成为一片低洼地,听任来自任何一边的洪水淹没。
这一地带的小国就是过去的帝国浪潮退汛后所出现的。它是东欧的新面貌。1914年还没有这样一条地带,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当时还不存在。在喀尔巴阡山以北只有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大帝国并驾齐驱,在多瑙河下游和巴尔干半岛也只有一小簇小国(六个)在其北面的俄国与奥匈帝国和其南面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组成了一个缓冲地区。再早一百年,在1815年和会的时候,这些国家也都尚未存在,从芬兰湾到克里特岛的全部东欧地区都是由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瓜分的。在这四个军事帝国中,只有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故都和重心是在东欧,对于普鲁士和俄罗斯来说,东欧只是为其扩张提供便利的边区。回顾历史,必须自1815年再向前追溯半个世纪,才能在喀尔巴阡山以北看到一个纯粹的东欧国家,即古波兰王国,当时它尚未为滚滚向前的大国浪潮所淹没。在波兰被普鲁士和俄国瓜分(1772…1795年)以前,有着一个历史悠久和光辉的波兰,它自己也曾一度是一个大国,曾粉碎条顿骑士团,曾联合立陶宛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黑海,曾入侵俄国并占领莫斯科,最后才把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输给了另一个大国瑞典。
所以东欧这一带的国家都是1815年以后才出现的,其中一半甚至迟至1918年才出现。以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为前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欧洲空前规模的政治重新组合。奥斯曼、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四个帝国崩溃了。在东欧出现了七个新主权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过去从来不是独立国家。通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名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到1918年它的独立仍未确立,它的边界还有待确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在长期消失以后重新取得独立国家的地位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则正在扩大中,以期完成只有一个世纪历史的民族自决。奥地利和匈牙利都由于同样的进程被迫从帝国降为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匈牙利还在恢复民族的独立生存;保加利亚则以割让领土作为战败的代价。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终于全部毁灭;当作为奥斯曼帝国残余的西亚部分也告解体,另行建立了民族国家土耳其时,于是这种局面便进一步巩固了。在这些重新恢复或者新建立的国家之中,寿命最短的要数乌克兰,它是从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一个独立国家,是在德国东线胜利的掩护下存在了不到一年,然后又为俄罗斯国并吞,成为苏联的一员——在不到一代时间内,大部分东欧其他继承国所走的或追随的都循着这一条道路。
1918年以前欧洲领土的变革通常总是通过吞并或合并减少国家的数目而增加国家的面积,民族主义的突出胜利,如皮埃蒙特的统一意大利和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也会有此种效果。突然间从无到有,一下子建立六个新的小国家,是史无前例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承认瑞士邦联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而独立,承认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从而建立了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可是这不过是正式承认久已确立的事实。1878年的柏林条约也建立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同时又为建立第三个主权国家保加利亚奠定了基础,这是东欧的分裂在1918年达到高潮以前的最重要阶段;但是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各自的独立尚未得到承认之前都已经是欣欣向荣的自治公国,这同1918年的任何一个新国家都是不相同的,可能芬兰是例外。在1918年纷纷成立的国家中与此最相近似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被取消后德意志诸国所取得的合法独立。但这也只是在法律上认可其独立,其实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以来它们早已拥有此种独立了。此外,通过莱茵邦联的创建和扩大,这也无非是驱使这些国家同法国进入新的更严密的依附关系的部分进程而已。这些小国才摆脱了一个保守的大国,却又立刻被卷进了一个革命的大国更严厉的保护之下。二十世纪的东欧所经历的进程也是一样的,不过历时三十年。因为这时清理场地的工作要比十九世纪初的西欧进行得更彻底。东欧的继承国家之所以尚能生存,都是由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即所有邻近的大国都已消灭或已大为削弱,而且也只有在德国和俄国尚未能恢复其不可避免的优势时,它们才得以维持独立。
如果这就是建立继承国家的条件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理论,即认为共同的语言就能表明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又有权组成一个单独的独立国家。1918年东欧的重组是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大胜利,它也为其限度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当西欧以语言为原则的民族主义信条传播到东欧时,在东欧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党派尚未经受在西欧业已产生民族主义信条的那种历史发展和训练。坚定的民族性是成长缓慢和条件优越的产物。可是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哪怕是很小的边缘部分,它是由部分被同化了的分子组成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人可能归附其他民族;与此相反,以西欧的瑞士和比利时的历史为证,语言各不相同的分子可以组成一个在政治上清一色的民族。但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语言原则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将国家分裂为各个组合成分,它们或者分立,或者再进行不同的组合。
就西欧历史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民族的种种原因而言,东欧历史对形成稳定的民族恰恰是不利的。西欧地处欧洲半岛的边缘,有东欧为其屏障和绝缘体,而东欧在历史上则不断遭受来自东方的入侵以及来自西方的对此种入侵的反击。因为东欧横亘于欧洲半岛的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上,波罗的海的海岸是从莱茵河三角洲延伸至西伯利亚的大平原的一部分,乌拉尔山脉也并未怎样阻隔其间;多瑙河流域尽管部分由喀尔巴阡山为其屏藩,却是穿过中亚细亚和准噶尔门一直延伸到蒙古的大平原的终点。移民接连沿着这些道路进入,打乱而又丰富了地中海和欧洲的文明。在基督教世界存在之日,西欧没有受到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冲击,因为有着东欧在首当其冲,而鞑靼人的入侵却左右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正如土耳其人的入侵左右了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流域的历史发展一样。在此时期内,东欧也承受了来自西方较强大的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这种侵入比来自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要缓慢一些,但渗透得更深。波兰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德国向东方的扩张又决定了波兰人自己,波罗的海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历史,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芬兰人、波罗的海民族和早期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喀尔巴阡山把东欧分为两个地区:北面是波罗的海盆地,南面是多瑙河流域及其巴尔干延伸部分。两个地区之内各有其分支地区,但两个地区之间还是有一个总区别的,在喀尔巴阡山以南,有天然边界,可以为民族社区提供模式,在波罗的海地区却没有天然边界。在这无甚差别的平原上成长的国家——条顿骑士团、立陶宛、波兰、瑞典帝国、普鲁士——其版图的变动性极大,除其殖民者可以扎根或其军队可以驻扎的地方这条界线外,别无边界可按。1920年波兰…苏俄之战反复多变,开始时毕苏斯基的军队深入到基辅,然后红军反击,一直打到华沙城下,接着波兰军队又反攻,最后停留在里加线上,这道线后来就成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1939年,这一史实只不过是上述原则的最近例证而已,它最引人注目地反驳了1939年的新解决方案据以为基础的民族原则。
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则有天然边界和地区性单位。波希米亚在其四面环山的地形下是自成一体的,不过摩拉维亚通过下奥地利在东南方留下了一个缺口。背靠喀尔巴阡山的弯曲部分而南向萨瓦河的大匈牙利是一个地区性单位,和背靠大西洋而面向莱茵河的法国相类似。特兰西瓦尼亚由于自然条件,可以成为比瑞士更为美好的胜地,它在十七世纪就是作为这样的胜地的,罗马尼亚的各个公国象位于多瑙河口的另外一些低地国家一样,希腊这个地中海半岛是第二个意大利。但是所有这些地区性单位都没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民族集团。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口中,三分之二是捷克人,三分之一是德意志人;大匈牙利的人口中,只有一半是马扎尔人;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人口是罗马尼亚人,三分之一是马扎尔人,其余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诸公国所容纳的罗马尼亚族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
不但有少数民族,而且还有分支民族,这是潜在的民族,1919年把这些分支民族包括在较大的民族国家内,或分别成立为各别的国家,这都是产生政治麻烦的根源:奥地利人对德意志人的关系是如此,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按照许多波兰人的看法,立陶宛人对波兰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布在多瑙河以南一带(从黑海海岸一直到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南方斯拉夫人,也是一系列相互合并的分支民族,他们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门的内哥罗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1919年以后才确立的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就是把剩余的南方斯拉夫人包括在内而扩大的,这两个国家表明了主要的语言分界线。然而同非斯拉夫的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混合在一起的南方斯拉夫人所定居的马其顿,却仍然是一块精神上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所以它成为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之间有争议的地区。这是因为这块土地的大部分分别由南斯拉夫和希腊占有,保加利亚又根据历史对它提出主权要求,阿尔巴尼亚的理由则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民族的三分之一居住在那里,其他国家对马其顿这个省也经常感兴趣,要把它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南方斯拉夫人重新组合的可能性遂成为经常提出巴尔干联邦计划的主要起因。然而在马其顿,较之在巴尔干半岛的任何地方可以看得更清楚,民族的分类与人民生活无关,“马其顿农民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说自已是土耳其人,有时又说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民族,连农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最大的一个分支民族的范例是由涉及大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或卢西尼亚人提供的。位于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乌克兰在政治上与马其顿极为相似,但是它更大、更具有危险性。它是一个被淹没的民族,在政冶上可见的部分是构成苏联的第二个大共和国,但是它的范围一直向西延伸到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各国的边界以外,包括寇松线以东的波兰的三分之二,包括波兰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分水岭一直延伸到斯洛伐克本身北部边沿和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尾肢部分)的多瑙河。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省相互贯穿。可是,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几乎也和南方斯拉夫人的一样,分为许多不同层次。东加里西亚接受西方影响最深,是反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中心,过去奥匈帝国为增加俄罗斯的困难曾鼓动这个运动。沃尔海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农民则是亲俄罗斯的。“即便如此,在波兰和俄国的边境上仍有不少农民的民族性是不十分明确的,他们称自己为‘本地人’。”至于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那些人,他们是非民族主义的,而且部分地为马扎尔人所同化,他们对卢西尼亚人是否被认同为乌克兰人是满不在意的,而不象东加里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对乌克兰人被认同为大俄罗斯人要感到愤慨那样。卢西尼亚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唯一听任巴黎和会支配的东欧民族,所以被认为在政冶上太落后,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因而必须置于他国监护之下。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因此就被分配绐捷克斯洛伐克。各大国又同意波兰攫取东加里西亚并默许它牺牲苏俄。波兰没有履行它对东加里西亚给予自治的义务;捷克斯洛伐克也以某种理由而推迟履行它给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自治地位的义务。
从八世纪到十四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向东扩张在东欧造成了一个按语言划分民族的社会阶层结构。它们之中有分布颇广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有些地方有着波兰贵族或马扎尔贵族,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当地的农民不同。因而就有许多大城市在民族构成方面与它们所在地的四周农村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