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一醒来,我看见努尔?木哈姆德靠在备用轮胎上,膝盖上托着一面镜子,身旁放着一罐热水,正在心满意足地刮着胡子,这是因为坎大哈的旅馆里没有浴室。我欣赏了一会儿他灵活的动作,然后开口用英语说道:“我们在桥上遇到的那个舞男表演得太棒了。”
“就是对你说脏话的那个?”努尔问道。
“史迪格里茨说他们都是鸡奸犯。”
“他们确实是,”努尔不慌不忙地说,“但是警察盯着他们呢。”
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思考下一个问题,然后犹豫不决地用普什图语问道:“努尔,你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史迪格里茨的事情讲给我听?”
他继续刮着胡子,检查着自己的脸颊,好像刮好胡子在今天特别重要似的,然后他颇为自得地仔细把脸擦干。很明显,努尔在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前就预料到我会有此一问,并已经跟阿富汗政府协商好应该如何回答我了。他斟酌着语言,回答说,“我们第一次听到奥托?史迪格里茨的名字是在去年的二月份。也就是1945年。他十分突然地从波斯穿过边境到了我们这边。由于没有有效证件而在赫拉特被捕。他从未到过喀布尔。他手头确实有文件证明曾在某个德国的大学获得过医学学位。”
“他的门牌上写着慕尼黑大学。”
“我相信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我们指示驻巴黎大使馆调查此事,对方只查到史迪格里茨是合法行医,然后就不管了。他的学历是真实的,就我所能记得的,我们拿到了一份大学成绩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要获得进入阿富汗的许可太难了。”我指出。因为我们用普什图语交谈,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标准发音,不再把单词之中的“gh”念出声来。对于我们这些在此处工作,或居住于此的人来说,“阿富汗(Afghanistan)”一律读作“阿凡尼斯坦(Afanistan)”。“像史迪格里茨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就这样一路走到这里来?”
“你忘了一件事情,”努尔解释说,“他不是个一般人。他是医生,而我们需要医生。他还是个德国人,而我们总是需要德国人的。不算那些修桥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们的国家就是德国人建造起来的。我们有时候被称作‘亚细亚的德国’,而且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拒绝从德国过来的难民。”
“你相信他是纳粹吗?”
“难道他们不都是纳粹吗……从法律上说?”努尔平静地问道,他正开始收拾起他的剃须用具,去给我拿热水。
“你就知道这些?”我追问道。
“显而易见,他来到了坎大哈,开了诊所行医。当地人告诉我们他的医术很高明。不管怎么说,有他在这里,我们还是很高兴,而且我认为他会在这里待上好多年。”
“为什么这么说?”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走到阿富汗也就走到头了。除了这里之外,他们无路可投。”
“连回德国也不行吗?”
“尤其是不能回德国。”
“你们国家有多少德国人?”我带着一股子病态的痴迷劲儿,继续问道。虽然我不是正宗的仇德者,但我知道如果在1937年我是德国公民的话就死定了。还有我的亲戚和很多朋友也一样死定了。另外,因为我这个人一向热爱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气氛,一想到他们被肢解,被饿死,我可就不止会产生道德上的厌恶感了。这种恐惧能把我最大的恶念激发出来。我本能地害怕德国人,将来也会是这样。
我并不认为形成这种态度是因为过度担心死亡。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就教我面对人终有一死的现实,而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死的;但是犹太人热爱生生不息、不断繁衍的过程——这部分解释了我对阿富汗历史的热爱——二战前,每当想到自己终将死去,我就会想到米勒家族未来会代代相传下去。“米勒家一定会有个后人能拿到交响乐厅的票。”我安慰自己,如果我没去成,大家会感到惋惜,但不会悲痛欲绝;然而,如果米勒家,古德伯格家,夏普家,和韦恩史坦家全都去不成——如果他们都死光了的话——那可真让人受不了。如果我的家族没有从德国移民出来,我们都活不到今天,我不能忽略这个事实。
我光顾着想些私事,压根儿没听见努尔的回答,但是我确实听到一个数字,说六百多个德国人到达了阿富汗,其中不少人持有相当高级的资格证书。
“全是纳粹?”
“看你怎么定义纳粹了。很多都是行为高尚的男女,他们憎恨希特勒,他们后背上、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与莫西布?汗谈过这一点……”听到这里我又陷入了茫然之中,因为他说“与莫西布?汗谈过这一点”,可这与我跟这两人打交道的经验不一致。我每次会见莫西布的时候,只要有努尔在场,莫西布总是像对待仆人那样对待努尔。很明显,我还远没有充分了解阿富汗的间谍活动,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发现努尔其实是莫西布?汗的弟弟,要不就是国王的侄子。
“如果史迪格里茨如此出色,那为什么他不来喀布尔呢?”
“我们与所有的难民达成了共识。他们必须分散定居在阿富汗各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如果他能在坎大哈证明自己,那么就有可能被请到喀布尔来。”
“就是说,他没有移居的自由?”
“你们都没有移居的自由,”他解释道,“你们得从沙?汗那里得到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