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部分（第2页）

《藏北游历》就记述了这些。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之交的三个月里，我第一次去藏东昌都地区，第一次沿川藏线穿越西藏的大森林。遮天蔽日的黑绿色林莽中，淡绿的松萝犹如流苏飘逸如帘。夜晚松涛如吼。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民居的木房子显示着另外一种生活传统。次年春季，历时七天我乘坐解放牌货车走完了自成都至拉萨二千四百多公里的川藏线。那时，色霁拉山的杜鹃铺天盖地如火如荼；又一年秋季在错高湖畔，我体验了今生所能领略感受的终极之美。夏季里泛滥的湖水复归澄澈，在红绿黄相交织的山野的怀抱里沉醉着。湖心岛童话般地铺设于碧波之中，秋叶婆娑隐现着小小的寺宇、经幢。岛上千年古松挺立，经霜愈益青葱。隔湖望去只有岛心一株巨松通体灿烂，犹如黄金铸成。那时我正醉心于弗雷泽的《金枝》，金枝正是远古森林之王的权力象征。从此这湖、这岛、这金松便就成为脑际中最高贵渺远的意境了。

——虽然过后我从林芝农牧学院高原生态研究所的专家那里得知，这只是一株因病而枯死的古松，在它渐渐萎黄时就曾救助过它，未果。遗憾之余，我说，它虽死犹生，虽死犹荣。愿它的灵魂守护着它，五冬六夏，一道金黄的风景。

这个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是徐凤翔，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姐，黄宗英所写《小木屋》的女主人，生态保护的传教士，同时主张科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一位积极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她利用一切可能之机，甚至在她路过的地方也召集会议进行传教。如今她的弟子和信徒众多。我曾几次访她未遇。那一次她的年轻的弟子问我，注意到错高湖南岸山坡上的阔叶林带没有。当然。那片丛林的色彩随时令变化而变化，春夏青翠，深秋红黄，冬季落叶，作为观赏，是再美不过的了。但是，那是一片次生林。是原始森林被砍伐后重新栽植的。原生林是云杉，它们一去不复返了。气候和湿度都不再相宜了。

林芝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美意境，我没能把它写成一本书，是深入和道行都不够的原因吧。

也还是在这个农牧学院，一九七九年第一次昌都之行的归途中，我们住在这个学院的招待所。从高音喇叭里，我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消息。那时我心里一动，这消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我个人的重大意义后来才渐渐显现出来。那是我向着太阳歌唱的诗歌时代的发端，在西藏，茅塞初开的年代，我首先发现了我自己。所以我首先成为了诗人。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对于自我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呢。

才会有后来的由己及人——人，人群，人类，人文。

阿里地区是最后到达的一处地方，那是在九十年代初的夏秋季。那时的我已经很有文化感了。翻阅过一些资料，实地踏勘一番，再加上想象的贯穿缝合，差一点儿就复原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史了，这就是《西行阿里》。

其实这本书是极为有限的，有胜于无，聊为他人之先罢了，认真的历史学家藏学家们不会与我对簿公堂的。至于古格王朝的衰亡，我在后来的采访中得知有研究者又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证据。谁能说得清那个王朝究竟覆灭于金矿开采净尽，还是象泉河河床下切，还是政教内证导致王与瓦俱焚？且让古阿里仍旧笼罩在这许多“……之谜”的光环里吧。

佛教讲究缘分。我与西藏，大约存在一个前生斯世之缘。我每回去每一地，看来随意，但也每有一个缘由，机缘，怎一个缘字了得。连缀起每一回的片片断断，星星点点，西藏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图上就布满了足迹，那些偶然的契机就成为天作之合。我今生将以走遍西藏为骄傲。

重新认识西藏农村是由于拍摄《西藏文化系列》这一契机。这需要反反复复地走向拉萨河畔、雅鲁藏布江畔的田野村庄。随着十多年间宗教政策的开放，乡村中的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的恢复令人惊异不止。而这些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文化传统正是靠形式来支撑的。别小看了田野上那一次次的仪式，每一村中一两个小神殿，一两个时常神志不清的神职人员，一没有了这些，地方文化史仿佛真就消失了呢。我们就这样随着时间的脚步走，一步步走向了乡村世界的深处，走进观念和精神的核心，走进人们的灵魂中去。

灵魂是什么样子的呢？

西藏人说，灵魂像风。把这个短句拿来做书名，出自刹那灵感。

我常想西藏的农业牧业从何时分野的呢？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两种多么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精神世界。虽然他们各有其传统意义上的恒定模式，既成的道路，不变的结局，都神奇得可以。这些不同而同，相异而一，真是有意味的一对组合。

现在，我把这三本书合成一本出版了。这里，有农村，有牧区，有古史之地，粗略地概况出了一个西藏了吧。多年来渴望一个完成，这也是行数十万里路、搭一百回车不辞辛劳走遍西藏的动力之一。

其实远没有完成。

且不说尚未到达的一些地方，例如墨脱，察隅，吉隆，那些边边角角奇异之地，由于足力心力的不济难再到达；即使已多次去过的熟悉的地方，由于准备不够，难以成书。例如拟想中的《藏东红山脉》——那一带山红地红，在拉萨凡见到车身车轮红尘仆仆者，定是昌都来车无疑——例如喜马拉雅山脉的门巴、洛巴等民族，就认识得肤浅，在藏学之外，国际上把它称作“喜马拉雅文化”。听说在那里，灵魂的走向反其道而行之——恶者灵魂升天，善者灵魂入地——例如后藏日喀则地区，那一片古史文化的沃土，尚待开发……

更何况还有内容方面无法弥补的不足。我并非博学者，对于历史、宗教、经济之道时常捉襟见肘。对于藏文化中所富含的宗教内容，不免经常性地回避，所能浅表描述者，唯有民间宗教而已。对于如恒河沙数的佛尊、千变万化的各类护法、度母、鬼怪、灵异之类，我从来都难以辨别。况且藏传佛教不似其它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清晰明了，仿佛不管哪一时代、哪一地区的人们都可以向之添加一些什么，弄得它什么都是，一个大包容。我觉得研究这门宗教不仅是学问，更是一门技术。

就这样，一个三段式构成了我十八年西藏人生——在我的人本主义时期，我前所未有地发现了自然和自我，在这个朝向太阳歌唱的诗歌时代，我是激越的昂扬的；走出自我，举目辽阔，我发现了这儿的土地和生活，在凝神于大地冥思的散文时代里，我悲壮地感受着苦难之美；对于这片高地生活的继续参与和深入，当我从诗意和文采中下凡，当我注目于乡土文化之上的社会——包括文化、经济、政治以及国计民生的那许多领域，我就踌躇不前了。就像现在这样子。

外来人尽可以去欣赏传统的秩序和风光之美，但传统正无奈地走向它的终极。老旧之物在逝去，而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感情正悄悄地输入新一代人的生命之中。我看到过西藏生活艰辛的一面，看到了人们为改变不理想的生存环境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例如在藏北，人们想要局部地改善一下草场，推广过草库伦、干打垒、网围栏，以便牲畜的越冬；推广太阳能、风能的小规模发电，甚至光电站；开发无人区，把趋于饱和超载的草场上的牛羊驱赶到新的草场……我亲见这许多工作的事倍功半和虎头蛇尾，能善始终者为数甚少。现代科技是个好东西，这一点人们已有所识。科技兴藏的倡导者们曾向我描述了一个有关藏北现代牧业的神话——在贫瘠干旱的草原上，建立太阳能水泵，引出地下水灌溉牧草，供人畜饮用；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改良牛羊；抓绒剪毛，取用皮张，冬宰时除内以外，将头、蹄、血、肠等经过初加工销往国外……

曾经有过无以计数的梦想，展望，从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聘请来方方面面的专家，进行各种考察，可行性研究，各类报告、方案，美好壮丽的蓝图，令人心驰神往。由此我们体会到由理想变为现实有多难；改变哪怕一个地区的某个局部有多难。表现形式上是人才的缺乏问题，但一方面是人才奇缺，亟需人才，另一方面则是众多人才的壮志难酬和人才流失。人才问题的背后，是否历史的重负。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每到此时，就像与罗布桑布的对话一样卡了壳。

强己所难，力不能及，这是我的痛苦之源。

由此，我总也忘不了前年在乡下拍摄到的那群冰天雪地里磕头朝圣的人，忘不了这个朝圣部落的首领罗布桑布。除了某种命定的缘分外，大约还在于某种境遇的类似和同为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