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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斯基摩人(第1页)

玛丽·乔知道斯齐特医生会发什么议论。

“还真是个小联合国哟。”

玛丽·乔知道如何对付他,她会指出,头等舱就是这样的。

他会说,他可没提议斥巨资来换取敞开喝香槟的特权。

“再说,你知道头等舱里现在都是什么人吗?日本佬。把这个国家又买下不少之后往家赶的日本商人。”

玛丽·乔会说,她现在可不觉得日本人是什么外国人啦。她会若有所思地说这话,就好像她正对此暗自惊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是说,他们看起来已经不像外国的种族啦。”

“哼,你在他们眼中是外国人,最好别忘记这一点。”

如此一吐为快之后,斯齐特医生就不会再闷闷不乐了。他会在她身边安顿下来,乐滋滋的,因为坐在前排,有地方给他放腿。作为一个高大、壮实、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男人,他会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有点笨拙却高贵不凡的巨人—在这些肤色比他深、比他矮小、骨骼更细致、穿着华丽或者奇特的服装的人当中。他会坐定下来,仿佛有权坐在这,有权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仿佛这种权利只有他这个年纪和种族、这种衣着和思维的男人才能享有。

不过他没在她身边伸直双腿,心满意足地嘟囔。她孤身奔赴塔希提之旅。这次度假是他给的圣诞礼物。她坐靠走道的座位,靠窗位置空着。

“他的脑袋就恐龙那么点大,就是这么回事。”斯齐特医生的女儿丽亚宣称,她正跟玛丽·乔聊她最心爱的话题—她爸爸。她有一长串心爱的话题,心爱的严肃话题—核扩散、酸雨、失业率,以及种族偏见和女性地位—不过通往它们的道路无一例外都是从她爸爸开始。照丽亚的说法,她爸爸差不离就是这一切的肇因。是他促成了原子弹、污染、贫穷和种族歧视。玛丽·乔不得不承认有时他发的议论确实会让人得此结论。

“那些只是他的看法罢了。”玛丽·乔说。她都能想象出那种恐龙了,脊梁上有一些扁扁的骨头突出—一种华丽的盔甲,几乎像饰物。“男人嘛,总要有点看法才成。”

这话多蠢啊,尤其是对丽亚而言。丽亚二十五岁,失业,是个肥胖、活泼、美丽的女孩,骑辆摩托车。玛丽·乔说完这话,胖姑娘丽亚保持淡定的微笑,盯着她看了一分钟之久,这才轻柔地说:“为什么呢,玛丽·乔?为什么男人非得有看法才成?以便男人毁掉世界的时候,女人只需要坐在那里咂咂嘴吗?”

她摘掉摩托车头盔,把被雨水打湿的头盔搁在玛丽·乔的办公桌上,抖开一头乱糟糟的深色长发。

“没什么男人在毁灭我的世界。”玛丽·乔拿起头盔搁到地板上,轻快地答道。在这场谈话中,她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势均力敌。丽亚这家伙,跑进她爸爸的办公室,这番高谈阔论,到底想干什么呢?她想必不曾指望玛丽·乔赞同她。不。她想要、希望玛丽·乔捍卫她爸爸,这样她就可以得意地表示不屑(哦,当然了,玛丽·乔,你觉得他就是上帝!),同时也能安心。玛丽·乔似乎该承担起这女孩妈妈的分内事—让她理解爸爸,原谅他,钦佩他。不过,斯齐特医生的妻子可不大会原谅或者钦佩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对她丈夫了。她酗酒,自视为一个智者。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办公室,问可否跟“伟大的医治者”通个话。一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邋遢女人,一头白发乱糟糟的,成天与演员们(她是当地剧院的董事)和所谓的诗人(她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读博士的那所大学里的英语教授们)厮混。

“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男人,每天都在拯救生命,”玛丽·乔告诉丽亚—她经常强调这一点—“怎么能说他在毁灭世界呢?”玛丽·乔之所以捍卫斯齐特医生,并不只因为他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根本不是。并非因为这些,她才觉得他妻子应该给孩子灌输一些对他的尊敬之情。而是因为他是这个地区最出色的心脏病专家,因为他每天都奉献给等在候诊室里面如死灰的病人了,心脏病患者,生存在恐惧和痛苦中的人们。他的生命都用来奉献了。

丽亚尽管戴了头盔,头发还是湿了,她把雨水直甩到玛丽·乔的办公桌上。

“丽亚,小心点,拜托。”

“你的世界是什么呢,玛丽·乔?”

“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尽忙着帮我爹地咯。”

玛丽·乔为斯齐特医生工作了十二年,在楼上的公寓住了十年。丽亚小一点的时候—还是个喧闹、肥胖、烦人却可爱的十来岁丫头的时候—喜欢到公寓找玛丽·乔玩,玛丽·乔只好煞费苦心地确保斯齐特医生频频短暂逗留的痕迹都已消抹干净。如今丽亚对此想必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曾直接质问过什么。她经常像是试探性地围着这个话题绕圈子。玛丽·乔尽量装作面无表情,却时不时觉得好累。

“不过,你能去趟塔希提,真不赖。”丽亚说,仍旧危险地微笑着,头发和眼睛都闪闪发亮。“你一直就想去那里,对吗?”

“当然了,”玛丽·乔说,“谁不是呢?”

“并不是说他不欠你这一趟哦。我觉着吧,是他对你的奉献作点回报的时候了。”

玛丽·乔不做声,继续填病历。过了一会儿,丽亚平静下来,讨论起了从她爸爸那里弄点钱来修摩托车的可能性—她来诊所就是为了这个。

为什么丽亚,在那些老一套的嘲弄、说教和宣传之外,总能问中个把烦人的问题呢?“你一直就想去那里,对吗?”塔希提,事实上,玛丽·乔想都没想过要去那里。塔希提对她而言意味着棕榈树、红花、碧波翻滚,以及她毫无兴趣的热带的繁茂和慵懒。这份礼物有种缺乏想象力却挺感人的味道,就像情人节的巧克力。

冬天到塔希提度假!我打赌你激动得要跳起来了!

是啊,我当然是!

她告诉病人们、朋友们,还有妹妹们—她疑心他们都觉得她没有真正的生活—她是多么激动。而且昨夜她辗转无眠—如果那也算数的话。今天早上六点不到—似乎是很久之前了—她就站在公寓窗前,从里到外一身新衣,等着出租车送她去机场。一段短暂、颠簸的飞行去多伦多,一段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长途飞行,然后就上路啦,朝太平洋飞去。在火奴鲁鲁暂停,再然后就到塔希提啦。没回头路可走。

要是希腊就好了。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好吧,或许斯堪的纳维亚不适合这个季节。或者爱尔兰吧。去年夏天,斯齐特医生和妻子去了爱尔兰。他妻子正在“研究”一些爱尔兰诗人。玛丽·乔根本不认为他们会开心。跟这样一个邋遢、乖戾、麻烦不断的女人一起,谁会开心呢?她相信他们喝得不少。他去钓鲑鱼。他们住在一幢城堡里。他们的度假—以及他独自的休假,通常都是去钓鱼—总是很奢侈,而且在玛丽·乔看来,无非都是例行公事,无聊透顶。他的宅邸也一样,还有他的社交和家庭生活—全都一个样,她想,全都是例行公事,无趣而昂贵。

玛丽·乔开始为斯齐特医生工作时,获得护理学位已有三年,不过她手头从没余钱,要还读书贷款,也要帮几个妹妹还。她来自休伦县的一个小镇。她爸在镇上的维修队干活。她妈因为所谓的“心脏病”去世了—后来玛丽·乔才得知,这只是一种心脏方面的小毛病,斯齐特医生可以诊断出来,并推荐手术加以治疗。

玛丽·乔一有足够的钱,就开始整牙。它们让她羞愧。她从不涂唇膏,笑起来总是小心翼翼。她拔掉犬齿,补了门牙。但她仍不满意,于是戴上了牙箍。她计划牙箍一取下,就把头发染成浅色—现在是平淡无奇的褐色—买点新衣服,甚至搬走,换个工作。等牙箍真摘掉之后,她的生活果然不同于以前,不过并非因为这些策略。

随着时间流逝,更多变化出现了。她从一个模样严肃、全神贯注、声音温柔、胸部肥大的水桶腰女孩,变成一个苗条、衣着入时的女人,一头夹杂金色的头发—如今她超过了年轻时比她漂亮得多的同龄女人们—说话讨人喜欢且不乏权威。这些变化对斯齐特医生起了多少作用,这一点不好说。他过去经常戏言她不要变得太迷人,不然会有人盯上她,把她从他身边夺走。这类话流露出一丝令她沮丧的意味,让她好不自在。后来他不再这么说了,为此她很高兴。不过最近他又开始了,在提到她的塔希提之旅的时候。她想,现在她知道如何对付他了。她调戏他道,谁说得准呢?真要那样也不奇怪嘛。

他喜欢上她的时候她还戴着牙箍。他第一次和她做爱时,牙箍还在。她把头扭到一边,担心一嘴金属块块不会讨人喜欢。他闭着眼睛,她想,或许是因为牙箍吧。后来她知道他那种时候总会闭上眼睛。那种时候他不希望记起自己,没准也不愿意记起她。他的快乐是一种猛烈而孤独的快乐。

隔着走道,玛丽·乔对面是两个空座位,之后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妈妈和爸爸带着一个宝宝和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或者西班牙人吧,玛丽·乔想,通过他们跟空姐的交谈,她很快判断出是希腊人,不过现在住在澳大利亚的珀斯。他们的座位位于电影屏幕下面,是飞机上唯一有足够空间供他们摆放行李和照料孩子的地方。保温包、塑料食碟、和宝宝一般大的枕头、可以当椅子的折叠床、奶瓶、果汁瓶,还有一个巨大的熊猫玩具,用来哄小女孩的。做父母的忙着照料孩子们—给他们换上颜色粉嫩的睡衣,喂他们吃,逗他们玩,唱歌给他们听。是的,他们告诉啧啧惊叹的空姐,年龄相差不大,只隔了十四个月。婴儿是个男孩。他有点出牙期的小问题。小女孩时不时会吃醋呢。两人都非常喜欢香蕉。她能整根吃,他吃香蕉泥。亲爱的,把他的围嘴拿来,在蓝色包里。毛巾也拿出来吧,他有点流口水。不,毛巾不在那,在塑料袋里。快点。对了。快点。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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