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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罗尔纲 怀吴晗(2)

1964年7月,我因为参加当时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受到大批判。批判开始后,亲朋绝迹,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老朋友,到京来我住的宿舍探朋友,还三过其门而不入。可是,吴晗在我被批判最高潮的时候,竟同袁震一起到我家来帮助我。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文章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要我好好地写检讨。吴晗就是在这种时刻,还是不顾一切来帮助我。追怀往事,友谊如山重,似海深。

前几年,我读过许多追悼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我完全同意。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画得全面些。肝胆照人,才华焕发,豪放不羁是一种类型的人,忠厚诚笃,又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两种类型的人物历史上都有,而以一人之身兼有这两种类型,在历史人物上却是少见。

吴晗待人忠厚诚笃,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对待被未婚妻解除婚约一事。他由父母给他订了婚。后来他在金华中学读书,他的天性本来就是豪放不羁的,少年时更是一匹野马,做了一些越轨的行为,学校要开除他。那女子感到跟这样的人结婚,终身何托,把婚约解除了。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反对封建婚姻,争取恋爱自由,风靡一时的时期。千千万万的男子把未婚妻或已婚妻抛弃,使无数妇女陷入苦海,但我却不曾听说过有男子被未婚妻解除婚约的事。这在那时说来,是吴晗一件大耻辱。汉代朱买臣贫穷,被妻抛弃,后来一朝得志,做了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在那个女人面前扬眉吐气,使她羞惭自杀的故事,吴晗是熟悉的。可是,吴晗对那女子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反之,他认为是他少年时行为不对,才使那女子退婚,不是那女子对不住他,而是他对不住那女子。别人对不住他,他却深深地原谅别人,后来还帮助那人,吴晗这类事件还有。试问像吴晗这样对人忠厚诚笃,古今有几人?

吴晗对袁震的爱情知道的人更多了。吴晗认识袁震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知道袁震得的是骨结核病,在那时候是没有药可治的。出医院后,一直睡在床上,不能起立。吴晗与袁震恋爱,他的母亲和弟弟吴春曦极力反对,他的几个好朋友也不赞成。1936年春,吴晗生肺病住在疗养院。他母亲从浙江义乌来看他,要阻止他和袁震的恋爱。他不肯从命。到他母亲要回家时,春曦和我商量,由我向他再作最后一次劝告。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睁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我以前,以为吴晗恋袁震,抗拒母命,只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此时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袁震有重病离不得,所以才不顾母命,这完全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上作出坚决不移的决定,完全是他做人忠厚诚笃的行为。吴晗,吴晗,你在恋爱问题上,真是超凡入圣,我们不了解你,实在是惭愧无地了。

吴晗发表的道德继承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以及他写的检讨,那时我在南京工作,都不知道。从我对他的认识看来,他绝不是个维护封建道德的人,可举他两件大事为证。第一件,就是上面说的抗拒母命与袁震恋爱的事。在封建道德里,不从父母之命为不孝,不孝就要给人唾骂。吴晗敢于反抗母命,就是反封建道德。另一件大事,是他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绝,划清界线。1952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袁震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受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曾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吴晗就是在这时候跟胡适划清界线的。在封建道德里,是把天、地、君、亲、师并列的。吴晗并不讳言胡适是他的恩师,但是,到了认为胡适无可挽救的时候,就站在人民的立场,跟他断绝关系,划清界线了。又可知他断不是封建道德的拥护者。在封建道德上,他对母亲和老师尚且如此,其他可知。有人举出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时,吴晗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是他没有跟胡适划清界线的证据。其实吴晗在全国解放前三年已经跟胡适划清界线了。他这个*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又努力改造思想,虽在家庭燕居之间,不忘改造。他的为人,已见于行事,为众所共知,又何必再用文字作自我表白呢。我认为这也正是吴晗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罗尔纲 怀吴晗(3)

吴晗的明史研究,世有定评。他在这方面研究开拓之功,将来还要记录在中国史学史上。他研究明史的时间,起于1931年冬,到1937年夏止共五年,其中有两年半是学生时期,需要学习各种课程,他又是工读生,要给学校做工作。毕业后三年,他留校做教员,要预备功课教书。他于1936年生肺病,医病时不算,只住疗养院就住了半年。计算起来,他研究明史实在还不到三年,若非天资卓绝、精力过人,曷能臻此。吴晗是史学界的一代人才,他如不死,得专研明史,其成就断不在陈寿、范晔之下。吴晗之死,岂仅仅吴晗个人的不幸而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我们从天津南归,在徐州分路,他取道越南去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我到长沙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来住。那时吴晗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出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1940年秋,社会研究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从此与吴晗一别11年,直到1951年夏他到南京来才得相见。我问他能不能摆脱行政工作,再做明史研究。他说:“不能。组织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他绝不考虑自己的愿望,只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吴晗虽然是担负行政工作和民盟工作,但在史学上他也发挥了大作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是他领导的,他对我说这件工作,是毛主席亲自叫他做的。毕沅《续资治通鉴》也是他请专家标点的。年轻一代得以读到这两部中国通史的标点本,应毋忘吴晗的功劳。他又秉承毛主席的指示,领导重编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艰巨工作,现在大家见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吴晗奠下的基础。吴晗是北京史学会的领导,对北京史学的推进做过不少工作。吴晗在他年轻组织史学研究会时,就定有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计划,并列有目录,只因那时人才少,没有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才辈出,吴晗得实现他当年的计划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64年5月,我从南京调回北京。他十分欢喜,同我说周总理和他谈清史,我回来得正好,叫我计划一下。我从他的话里,知他渴望专做撰著历史的时候将要到来了,替他欢喜。怎知一旦平地风波,竟尔凋落了!

(原载《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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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溥之 万金难买生死情(1)

——记吴晗、袁震夫妇的爱情生活

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他一生挥毫不辍,发表了大量文章,却很少提到个人生活。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崇高爱情,为年青一代树立了优秀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钦敬不已。

我二妹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是担任当地国货维持会会长父亲的好帮手。她和一大批青年学生,热情宣传爱国道理,大力抵制日货。1921年她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即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先进思想。我们姊妹带头剪掉长发引起的“头发的风波”,使校长气急败坏,大骂我们“惊世骇俗,有伤风化”。我们姊妹同另外五位女生被开除学籍。1922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1925年,袁震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危险人物”而解聘。1930年,她又考入国立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正在她身患重病又不名一文的时候,吴晗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时她已27岁,吴晗25岁。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非常钦佩,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但吴晗仍然不断来找袁震。真的祸不单行,袁震肺病之外,又加上了骨结核病,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保夕的姑娘,早已避之犹恐不及;但是,吴晗对袁震的爱情更深了。这时候,也正是吴晗青云得志的当口,他同时得到了学术界两位名人——胡适和蒋廷黻的青睐。在吴晗毕业的时候,争相要把他罗致门下,胡适再三要吴晗到北京大学任教,蒋廷黻就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教员。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易如反掌。但吴晗精诚专一,绝不旁骛,他到袁震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立谈的时间更久了。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她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她,替她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用愉快的谈话,减轻她肉体的痛苦。他们谈些什么呢?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袁震由于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主义教育,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适之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却被袁震驳倒了,吴晗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多年以后,吴晗对我和陈郁同志说: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当年的袁震却是一个失学失业、贫病交迫的姑娘。

袁溥之 万金难买生死情(2)

吴晗在北平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急坏了家乡的老娘。普天之下,哪个母亲不关心儿子未来的幸福?母亲立即驰书北平,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吴晗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学识。母亲心急如焚,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平,她要亲眼看看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吴晗深知,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他只得违心地声称,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见儿子对这个姑娘如此敬爱,现在她又可以“动身”到外地疗养,健康状况当不像传闻的那样严重,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

吴晗刚刚毕业,虽然被破格提升,每月有80块银元的工资,但他要分出一半给袁震治病,又要寄钱奉养老母,还要担负两个在大学读书的弟妹的费用,其艰难拮据,可以想见。幸亏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有一部分稿费收入,借以维持生计。

袁震也是别具慧眼,识英雄于莘莘学子之中。她同吴晗认识之前,中学时代就坚决废弃了同一个家财万贯的独养公子的婚约,接着又谢绝了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位年轻的留美博士的追求,而把自己的纯洁的爱情,献给了尚未成名的吴晗。后来,吴晗学问日增,声誉益高,他对袁震的爱情也愈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震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平治病。两地书信不绝,安慰鼓励,情词真切,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吴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一步靠近了党的组织,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抗日*工作,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袁震也在吴晗执著的爱情的鼓励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把袁震接到昆明。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当她见到面色苍白、步履艰难的未婚儿媳时,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岂是儿子的配偶?她老人家心地善良,她在袁震面前强忍悲痛,好言相劝。但她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伤心。她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这个姑娘端庄大方、彬彬有礼,是个好姑娘,但她已病成这个样子,又不能生育,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替你尽心!”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您完全错了!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忠贞之士,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袁震的身体虽有好转,但行走仍要人搀扶,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吴晗当时已是著名教授了,但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生活十分清苦。然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震,做饭、洗衣、挑柴、担米,都是吴晗亲自动手。他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奔波劳累,紧张异常,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震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晚上,他把袁震扶上病床之后,又挥笔著述了。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慢慢地可以自己走路了,慢慢地可以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慢慢地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了。1939年,他们在昆明结婚了,一双患难情侣,终成眷属。

袁震康复之后,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可以说,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着袁震的心血。我至今不能忘怀他俩一字一句推敲每篇文章严肃而又亲密的情景。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吴晗的大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识独到的“家庭学术顾问”。

全国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工作更忙了,名声也更大了,但他对袁震的感情更深了。有一次北京市军管会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酒逢知己千杯少”,吴晗大醉而归,第二天还不能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稿。袁震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于是,她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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