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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但事实上，白璧无瑕的吴晗同志问心无愧地从未写过一篇“*文章”。“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说吴晗同志是“胡适的弟子”，但请听听吴晗同志对胡适是怎样说的吧！

“你别看我是胡适的学生，但我已反戈一击。”他并且指出：胡适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是新文化的破坏者，他的“实用主义”是错误的。胡适不让青年谈政治，吴晗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青年人应关心政治，而且应该搞政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昆明时，他积极地领导民盟青年工作，推动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严酷的现实，使吴晗同志在斗争的漩涡中愈来愈走上了*、进步的道路。也正因如此，使国民党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特务们恶狠狠地管他叫“吴晗诺夫”，说他是一个完全“赤化”了的人，思想危险，倾向于当时进步的苏联，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被特务列入了暗杀的名单。

吴晗，这位爱国志士，*战士，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洞洞的枪口下，却倒在“四人帮”法西斯暴行的血泊里。

他倒下去了，他的形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的形影不存在了，但他那爱国、*的崇高精神却永远地留下来了，留在革命者的心中。

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毁其节。

吴晗同志安息吧！

（原载《北京盟讯》1979年第2期悼念吴晗同志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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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光　学生的思念（1）

40年代初，我到昆明进西南联合大学听吴晗老师的中国通史，后来又和他接触多了，感到他平易近人，热情可亲。

他收入少、负担重，爱人袁震常年重病卧床，要他照顾。他忠贞不渝，求医买药，自己少吃，不吃，省给病人吃，还抽自己的血输给病妻；同学们要支援，他坚决不受。他尊重别人的感情，也最能体贴人，他表示：“大家的好意我知道，但大家都是从大江南北逃亡到后方来的，生活都很贫困，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捐助呢！”他安贫自守，爽朗真诚，快人快语，很受同学们的尊敬。我钦敬吴晗老师，他对我的教育、关心、鼓励和帮助是很多的，我永远铭记在心头。在纪念他逝世15周年、诞辰75周年的时刻，记下我对他的感受，表达一个学生对老师深切怀念之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的刚直不阿，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忘我的工作精神。

一

吴晗从学生时代写出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就受到胡适的赏识和重视，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这是历史事实。但吴晗没有盲从，没有依附门第，没有无原则的迁就。他无畏权威，坚持真理，在自己研究的学术领域中，逐渐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摆脱了胡适唯心主义的羁绊，走革命的道路，这也是历史事实。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啊！这正说明吴晗的光明磊落、受人们尊敬。“四人帮”诬蔑他、否定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他写的《由僧钵到皇权》，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统治。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改写成《朱元璋传》。《朱元璋传》的修改，四易其稿，更是一部名著。1948年秋，吴晗进到解放区后，毛主席和他谈话时，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成就和所起的作用，并提出意见，建议吴晗修改。后来吴晗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修改。但对明太祖晚年残杀功臣，这一事实没有改，他认为：“明末‘流寇’李自成是怎样起义的？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朝廷*，又杀人太多。杀人越多，人民越反抗……导致明皇朝很快灭亡。”这是他研究明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

在那艰苦的年代，吴晗像兄长一般关怀周围青年的成长。

“一二？一”运动期间，我在老师周围，做一些我能做的工作，我代他传信找人，*后陪送他回家，给他送罢委会印发的传单、专刊、宣言等。每次他总爱说“就只这些么！”还一再嘱咐：“你们印出来的，还有外地送来的，我都要的！”有一次，他认真地讲：“你知道，这就是将来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方面学生运动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那些亲身参加运动的人，写自己和反动统治者拼死斗争的事迹，是最可靠的。研究历史的人，搞社会科学的人，都得重视第一手材料啊！到将来，这就是宝贵的史料，切不要小看这些粗糙的土纸啊！”

我果真看到他专门用一个纸夹子把小报、传单等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从这以后，我才懂得我们发出的这些宣传材料，不仅现在有作用，留到将来就是史料，还有更大的作用。在这之前，也知道收集、保存资料的重要，但不知怎么做，以为只有书本上写了的才有用，不懂得从实际斗争生活中找资料的意义。从此，也注意收集工作了，除了继续给晗师送去之外，我也收存了一份，从昆明带到北京，不管到哪里都一直跟着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之后，这包材料终于没有逃脱被焚烧的命运，多么可惜啊！晗师留存的，也同样没有下落了。

王子光　学生的思念（2）

晗师还常讲道，大家都要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途径，把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介绍出去，鼓励大家多写、及时写：“虽然你们很紧张，但写写，总还是有条件。比如把每天重要的活动，发生的情况记录下来，每天有各界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四烈士灵堂悼念，他们说些什么？态度怎么样？把这些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把反动派的阴谋揭露出来，让外界群众明白真相，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嘛！还可以把一些大会上有影响的发言记录下来发表，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照着他说的做了，他看到刊登在《时代评论》上我写的《“一二？一”运动记》，就给我打气，说很好，鼓励我继续写，大胆写。复员回到北平后，1946年冬，上海《文汇报》文教版准备刊出“一二？一”纪念专页，约他写些纪念文章，他又转告我，随后又辟《教授群像》专栏，我先后又写了几篇。那时，主持这些栏目的黄裳同志，一直记得吴晗的支持，难得的是还把那时吴晗写给他的信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有很多进步报刊约他写文章，他是乐于支持的，他很重视报刊宣传教育作用。他学贯古今，纵横议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读者深受感染，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堪称匕首、投枪。这是革命斗争，哪里为什么稿费！晗师写那么多，《文汇报》给他用航空寄过一份报去，那些口口声声攻击吴晗为了稿费，该是多么无耻、无知！而我自己也就是在晗师的关怀鼓励下，才敢动笔，没有他的鼓励我是什么也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