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8部分（第1页）

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震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干预外事”。

陈郁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吴晗同志是鼎鼎大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友谊很深。陈郁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间，吴晗经常邀我们一起去玩，他们谈笑风生，诙谐融洽，情同手足。我打趣他们说，你们两位是不是算得上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典型？！吴晗风趣地说，他这个工农分子留过学、当过技师，知识化了。可惜我这个知识分子还没有彻底工农化！

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六个月！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沉冤未白之时，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言之令人泣下！

吴晗和袁震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袁震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

（原载《羊城晚报》1982年9月11日）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1）

七七事变，我离开北平，间关南下。9月初，自香港乘船趋海防，取道河口回滇。9月，在北国已经是凉秋了，可是南海上还炎热得很。我坐的又是炼狱似的“统舱”，更令人难耐。因此，一上船安顿好床位，我就带着一壶水和在香港买的一册英国小说到甲板上去。我正在看书看得入神，忽然，有一个人在我的旁边驻足停下。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三十来岁，个儿修长，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穿一件白绸大褂的斯文人。他见我看他，就把我手中的书接过去翻了一下，和我谈起话来。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学生，是不是学文学的。我回答我是学历史的。他就说：“这船上有一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你认识吗？”我说：“我读过吴先生的文章，多次听到师友谈及他，却没有见过。”他接着说：“你要不要见见吴先生？要见，跟我去。”我早就想一见吴先生，于是跟了他到二等舱去。这位热情而和蔼的先生，原来是文学家施蛰存先生。

舱房里，像今天火车上的“包房”那样，有两张窄窄的床。辰伯师正坐在一张床上，看着一本书。施先生一进门就说：“吴先生，这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回云南去的。我带他来看你。”辰伯师放下书，望了我一眼，笑容可掬地让我坐下，开始和我谈话。

我过去从他那老练的论文中把他想象为一位年纪并不很轻的学者，可是一见面，原来还是一个青年呢。他那时才29岁，只比我长6岁。我像往常对老师那样，敬谨地面向他坐着，问什么答什么。可是他热情似火，才一相接，就令我强烈地感到，他是那么爽朗，那么和蔼，很快就消除了我的拘束，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从这时起，一直到昆明，我总是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他和施先生是应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文史系去任教的。七七事变前已接受了聘书，因战争交通梗阻，所以延至此时才去昆明。关于熊先生出掌云大之事，我已经知道。这学校原是唐继尧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师资不足，规模很小。滇中人士多年来呼吁整顿扩充。这一年，龙云、龚自知等决定把它改为省立云南大学，聘熊先生为校长，一切按照外地国立大学办理。熊先生受命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遴选了许多学者，聘为教授。辰伯师、施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辰伯师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因熊先生坚约，清华大学同意让辰伯师请假到云大去，所以在这船上和我邂逅相遇。

辰伯师很健谈，又精力充沛。几天的旅程中，他一直娓娓而谈，诲我不倦。记得，最先谈的是战局。我告诉他我所目击的日寇进入北平的情景。他听后愤慨无已，激昂地说：“哼！东北沦陷，不抵抗；华北特殊化，仍不抵抗。日寇节节进逼，没有止境。看来，南京、武汉也将为北平之续。蒋介石只顾打内战，不管民族存亡，至有今日。”接着，他引古证今，纵谈起历史来。大意是，从历史上看，以弱御强，只有武装民众一法。当他谈到宋朝的时候，卒然问我：“你知道宗泽吗？”我说：“知道一点，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看到他守汴的事迹。”他又问：“你知道他是哪里人？”我说：“不知道。”然后他说：“宗泽是浙江义乌人，和我是同乡。他之所以能抗击金兵，坚守汴梁，原因就在于他联合并领导广大义军。宋朝的禁军那时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只有义军才能抵抗。”于是他讲了许多故事。从《三朝北盟会编》讲到《精忠说岳》。关于岳飞，他说：“宗泽能识人。他从稠人之中识出岳飞，提拔任用。岳飞也不辜负他，一遵他联合义军的宗旨，英勇抗击金兵，终成一代名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要不是宗泽，岳飞可能早被杀害了。可是后人但知有岳飞，对宗泽则不甚了了。其实宗泽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应该和岳飞并称。”辰伯师的这番话，给我印象极深。因此，几年之后，我搜集一些资料，写了一本小书，叫做《民族英雄宗泽》。但写得不好，所以一直放着。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2）

另一个谈得较多的课题是，关于云南的历史社会、风土人情、气候物产等等。我很惊异，辰伯师从未到过云南，但对云南的历史掌故却非常熟悉。每谈及一个地方，就讲述一些有关那地方的历史和故事。火车进入云南境后，路旁看到有叫什么所、什么哨、什么营的村落。他问我：“你知道这些村镇为什么叫做所、哨、营？”我说：“不知道，云南叫所、哨、营的地方多着呢。”他就给我讲，明初统一云南后，在云南设置卫所，这类地方因而得名。同时，还讲述了卫所设置的经过，卫所制的内容、作用等等。在我的记忆中，云南历史上的重大史事和重大战役，他都讲到了。他讲得那么有风趣，如唐李宓之征南诏，忽必烈之下大理，沐英、傅友德之进军云南，永历帝之逃窜滇缅和吴三桂之降清反清……我是云南人，又是学历史的，可是听了辰伯师一连几天的漫谈之后，深感自己对云南史事知道得太少，因此赧然地说：“以前尽忙学校功课，对桑梓史乘不留意。这次回去，得看看通志了。”辰伯师立即指导我说：“最好先看《滇云历年传》和《云南备征志》。”这句话使我更加惭愧。我的中学历史老师是夏光南先生。他早就说过，这两部书是学习云南历史入门的必读之书，可是我不唯从未开卷，而且连书名都忘了。夏先生是以研究云南史地著称的。辰伯师的指导与他不谋而合，我不禁深为叹服。

到昆明后，辰伯师和施先生都下榻云大临时教授宿舍。这宿舍，是一个大四合院，位于东海子边（今翠湖北路）北头，与云大正门（即“为国求贤”门）斜相对。云大那时无教师宿舍，临时租了这院房子专供自省外聘来的教授们暂住。辰伯师、施先生和新自法国回来的数学系教授王士魁先生各住正房楼下的一间。三间相连，只有一门。辰伯师出进，得穿越施、王两先生的卧室。我到昆明以后，暂借读于云大文史系，住入学生宿舍。辰伯师开出“明史”，我选了。我完全按照他的指导，读《明通鉴》和《明史纪事本末》，同时也翻阅《明史》的一些纪传。因系初学明史，疑难很多，所以常去向他请益。几次以后，他说，他很想到郊外去逛逛，看看山川形势，名胜古迹，好不好出去边逛边谈。昆明的郊外，我是百逛不厌的，当然很乐意给他做导游，更何况这是再好没有的向他求教的机会。从此，只要天气晴和，课余有暇，我们就到郊外去。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但可以骑马。护国门前，每天都有备好鞍鞯的马百数十匹，供人租用。辰伯师很爱骑马，于是我们常租两匹马，骑到郊外，并辔徐行，畅谈古今以及为学治史之方……记得一个星期天，我们一早就到护国门租了马，骑着经状元楼，沿金汁河堤，到龙头村，然后循陆山之麓回城。到校已经是薄暮了，差不多游了一整天。不知由于什么话题引起，辰伯师从状元楼过后，就给我讲述他的身世、经历、苦学以至成疾（肺结核）的情景，以及和袁震同志相好的过程……谈到治学，他说：“别人研究宋史、明史，多从正史入手；我没有师承，是从笔记小说开始的。幼时喜看宋明人笔记小说，看得多了，觉得某些历史公案应当考证，于是进而系统地读史书、做笔记、写卡片，并写起论文来。你看我的行李中，不是有一个木箱吗？那就是我写的卡片。皮箱很重，因为其中有我多年所写的笔记和所发表的论文。”他还细致地讲述了怎样作卡片、笔记和写论文的经验。我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您讲的这些令我受益不浅，可惜现在骑在马上，不能记录下来。”他说：“用不着记。你有工夫去翻阅一下就行了，全都可以看。”第二天清早，吃过早点，我就到辰伯师宿舍去。他让我打开木箱自己看。我取出一匣卡片，从第一张看起，看了一会儿，他说：“这样看不好，最好是按自己所要了解的问题找着看。”于是他以靖难之役为例，教我怎样查有关的卡片和索引，以及他作的笔记。他的住屋不大，只有一张长桌。我怕打搅他，急急忙忙地去了三个上午把他指定我看的看完。可是他不厌其烦，要我下午再去，就这个问题谈谈。下午我一进屋，他就首先问我：“你看了有什么疑问？”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有的卡片，看不出与靖难有什么关系，不知何以也收入？二是，怎么知道哪些书里有着关于靖难的材料？辰伯师说：这得先有一点基础，大略知道明初的政治概况；其次要看看史部目录的书，按图索骥；再其次要联系思考，读书得间。他举许多例子，反复譬喻。接着，又着重地说：“有了这些材料，还不等于有了学问。这只是第一步工夫。必须更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审查真伪，消除抵牾，分析取舍；然后运用匠心，构思组织，下笔属文。”他拿出一篇他的关于靖难之役的文章给我，说：“我这篇文章用的就是这些材料。你带去看看我是怎样做的。文章并不满意，但方法就是这样了。这方法我是经过摸索才得到的，你们用不着再摸索了，还可以加以改进呢。”过了两天我送还文章时，他又把他自己收集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一册一册地借给我读。我每读一两篇就去向他陈述并就正我的体会。他不惜舌敝唇焦地给我讲写作的用心和过程，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修改易稿的原因……他的这一切教导，给我大开茅塞，终身受益，嘉惠不可言喻。我何幸得遇这样的良师！现在，四十多个春秋逝去了，然而他的教诲，他的音容，仍然如在耳际目前。它在我的心版上是铭记得多么深刻，多么新鲜啊！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3）

这年将尽，辰伯师移居护国门内白果巷四号。因为辰伯师的母亲弟妹和袁震同志都将避地到昆明来，所以租赁了这一小院房子，共大小十间，正屋三间有楼。辰伯师和亲属都住在楼下和耳房里；楼上一直是借供朋友使用。那时，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迁昆，辰伯师的一些朋友随而迁来。有的一时租不到房子，就到辰伯师寓所暂住。辰伯师好客，宁可自家挤一点，将楼上留给朋友住。我记得，顾颉刚先生、张荫麟先生都先后在那里住过。

1939年后，辰伯师忙碌起来了。亲属到齐，举家共八口，单张罗日常生活就够忙的。而袁震同志久患肺结核未痊愈，须卧床静养，她的护理，全由辰伯师躬亲；弟弟妹妹还正在上学；母亲不唯年事高，而且不谙昆明话；因此，许多家务都得辰伯师管。加上来滇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还，还常常为朋友奔波，有时竟连饭也顾不上吃。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也始终坚持不懈。《由僧钵到皇权》（又名为《明太祖》，后易名为《朱元璋传》）就是这时开始属稿的。此外，遇有学术活动，他总是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参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他在北平时，和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创建了一个学术组织，叫做“史学研究会”。七七事变，研究会活动暂时中断。这时，成员中的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诸先生都到了昆明。于是研究会又恢复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说：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就“寿终正寝”了。此说不确，想系夏先生当时不在昆明，因而致误。，举行年会，并接纳新会员。1939年的年会就在辰伯师的寓所举行，我和缪鸾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师介绍入会，参加了这次年会。研究会还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叫做《史学》，由孙毓棠先生主编。辰伯师以“燕肃”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些稿子。1938年9月，日机开始空袭昆明。第二年春节后，空袭越来越频仍。市区多次遭轰炸，伤亡惨重。白果巷位于市区中心。袁震同志卧病，太夫人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跑警报”。每次空袭，辰伯师都只好陪着两位女眷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雨季过后，空袭更厉害了，市民们纷纷疏散乡下。但疏散谈何容易，哪个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几经友好襄助，辰伯师终于在昆明东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悬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鸡犬之声不闻。进城，只能徒步，得走二十多华里。这里虽然风景绝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汤象龙、谢文通三先生也因无处疏散，和辰伯师一同迁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强凑合。辰伯师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执教才离去。

这段时期，辰伯师的经济状况严重地恶化了。他在清华上学时是一个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有了薪给，但又要供弟妹上学，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头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况最好的时候了。一方面，云大按国立大学标准致以教授薪给，为数不甚薄；同时昆明僻处边陬，物价很贱，所以他较为宽裕，买了不少的书。可是至多一年吧，通货的膨胀，物价的上升，使他的薪给实际折损了一半。而开支呢，单说家属来昆的旅途耗费、家具购置、日常开销、医药支付……就为数不小了。而他还乐于急人之难，每遇朋友、学生向他作将伯之呼，他无不慷慨相助。就我所知举一事。他的妹妹浦月，1938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将来昆升学。有一位女同学生计艰难，无处可去。浦月同情她，想约她相偕来昆，辰伯师得知就提供旅费。来后，又让她和浦月一起生活学习，供应和浦月无殊，一直到她能自给为止。这事情，辰伯师和浦月都未向我谈过，是这位女同学向别人谈，别人又向我转述的。当时，西南联大不少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辰伯师，大概由于自己的经历吧，对他们深抱同情，常常对所识者给予接济。这样，尽管物价加速地上涨，开支却无法节撙。到迁往落索坡之际，他已经每况愈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