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1部分（第2页）

除了惊人的成长潜力，音乐比大多数行业更加国际化，就连法国和日本这样自我的国家，史蒂夫？旺达、保罗？麦卡特尼或弗利特伍德？麦克等巨星依旧销售。对很多公司而言，从事出口很困难，但是音乐是可以靠电波和言语穿越国界的买卖，在全球卖英语唱片也更容易，举个例子，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听众非常喜欢听甲壳虫乐队的演唱，而我们却几乎不能忍受非英语流行歌曲。

有了这些想法后，当同乐队谈判时，我和西蒙规划出3个主要目标，同迈克·奥德菲尔德的谈判教会了我们这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尽可能取得长期的版权，因为一家唱片公司仅有的资产就是它的版权，所以我们尽全力不把版权还给艺术家，我们也努力把艺术家以前的作品尽可能多地涵盖到我们的合同中，虽然这经常要牵扯到其他唱片公司。在同摇滚巨星们做生意的荣耀下，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歌曲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通常报出高价诱使艺术家签下8张专辑。我们很骄傲在维珍唱片的历史中，我们从未流失过一个乐队，因为我们在几张专辑后会重谈合同。不过讽刺的是，因为我的耽误，差点失去和迈克·奥德菲尔德。经营新乐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张专辑价值才会凸显。最好的例子是“人类联盟”乐队，他们在维珍发行了两张专辑，销售缓慢增长；但是他们凭着第三张专辑《挑战》进入一线行列，《挑战》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张。我们同艺术家签约后会努力延长合同，虽然我们在版税上让出2％或3％，但是与合同后增加两张专辑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自成立开始，我和西蒙把维珍定位为国际公司，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合同中拥有国际著作权。我们告诉艺人们如果我们在英国宣传他们，而他们却用别的公司在海外宣传销售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我们最后一个谈判点是确保维珍不仅有乐队的版权，而且还有乐队每个成员个人的版权。有些时候难以定义一个乐队，比如说，滚石乐队很显然包括米克？贾格尔、基思？理查德、查里？沃茨和比尔？威门，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进进出出，唱片界最供定义滚石乐队为“米克？贾格尔和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些乐队解散，成员单飞成功，“起源”乐队或许是个典型例子，彼得？加百利和菲尔·柯林斯都在离开乐队后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必须确保维珍签的不是一个只剩下空壳的乐队。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重要事实是如果我们想签一个艺人，就必须签下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其他唱片公司的乐手成功是他们的事，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经营唱片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树立新形象，坚持同新乐队签约，把他们打入第一流市场。即使一个高知名度的乐队让我们赔了钱，总会有其他无形的收获，比如吸引其他人同我们签约，或者帮我们打开在电台播放歌曲的网络。

脑海中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把所有的《管钟》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艺术家和拓展公司上，维珍开始在迈克·奥德菲尔德成功之后签下新的乐队，哪怕他们中很多会不可避免地失败。

克里斯蒂和我结婚两周年时，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婚后，克里斯蒂坚持卖掉船，搬到房子里去，她想要更大的空间画画，“阿尔伯达”太窄了。一开始我试图妥协，买了艘更大的游艇“恶鬼”号；但是那仍然不够，所以我只好把“恶鬼”号卖给了歌唱家凯文？埃也斯。克里斯蒂在登比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距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只有两条街，我们搬到了陆地上。

我俩发现登比坡的生活毫无私密，克里斯蒂得不到片刻宁静，维珍的员工和乐队每天傍晚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告诉维珍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有任何问题通知我，以免小事变大。自从学生咨询中心成立开始，我很多时间都用来打电话，因为就我关心的范围而言，维珍员工是维珍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快乐。但是克里斯蒂抗议说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公私不分，她越来越泄气。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只要我一到家电话铃就会响起，很多人会说：“稍候再打过去。”但是我从来不那样，我觉得必须和人谈话，要知道，一个电话会带来另一个电话，然后带来下一个机会，我会全力赢得下一个合同。我的生活是一条电话交织而成的河流。

性过敏症是克里斯蒂和我之间另一个诡异的问题，一做爱我就会出一身皮疹，要3个星期才痊愈。我们去看了很多医生，却一直无法解决，我甚至做了包皮切除。24岁做包皮切除可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如果手术后的晚上你不幸在看简？方达的色情电影《芭芭莱拉》。我情不自禁崩断了伤口的缝线，听见我的尖叫声，克里斯蒂连忙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明白怎么回事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只能讪讪地停止叫唤。

我们的性生活难以置信地挫败，因此我们的其他关系也开始错乱。我们周末到巴黎旅行以远离维珍，住在凡尔赛宫旁的一家简陋旅馆里，那晚克里斯蒂拒绝和我做爱，我觉得自己像个麻疯病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拒绝。到1974年，我们婚姻濒临解体，我们各自都私通过很多次。我喜欢这种生理流浪的生活，但是克里斯蒂想要更大的安全感。回首那些年我仍然觉得奇怪，因为我认为我爱克里斯蒂胜过她爱我，我只同别的女人发生一夜情，但是一旦克里斯蒂私通，他们就会保持长时间的关系。1974年夏，我们决定抛弃一切去度假，试图修复我们的婚姻。克里斯蒂选择了墨西哥的科祖梅尔岛，因为那里没有电话，维珍公司的人无法和我联系。我们在那儿过了美好的两周，来到尤卡坦半岛。我从未去深海钓过鱼，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港口的酒吧同其他旅游者聊天，他们说这儿是世界上钓枪鱼和旗鱼的最佳地点，我们决意第二天找个渔夫带我们出海。

虽然第二天在我们看来天空晴朗，但是渔夫们担心出海，他们解释可能有暴风雨。

“来吧，”我恳求道，“我们在这只剩下两天了，我们愿意付双倍的价钱。”

他们接受了这个金钱诱惑，与其他两个付了双倍价钱的旅客一起，我们出发了。我们开始捕鱼，轮流拿鱼杆钓。不久克里斯蒂钓上了一条8英尺长的大旗鱼，我们几乎花了40分钟才把它拖上船。当我不停地拉动钓线让已经上钩的鱼疲乏时，我们突然注意到天气变得黑暗寒冷。我们身后乌云密布，显然不久后要陷入暴风雨中。大滴的雨水开始敲打甲板，一个渔民没有警告就掏出刀把我的钓线砍断。突然失去了我的鱼，又考虑到它会拖着食道里的两百码尼龙绳游泳，我觉得恶心。我们已经放掉了其他我们钓到的鱼，但是这条鱼拖着这么长的绳子肯定会死。

渔夫们启动马达，向家里开去，但是舵被堵住了，海水从四周涌来，波浪开始溢进船尾。克里斯蒂不由自主地打颤，我们全身湿透，寒冷彻骨。暴风雨的乌云完全遮住了太阳，越来越暗，就像夜晚降临。我们走进狭小的船舱，里面充满了马达的浓烟。一位游客生病了，我打开窗户，但是呕吐物和柴油机的味道没有消除，船被冲打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将要沉下去。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持续1小时后，风雨突然停止了，海浪依然很高，浪花要比我们高10英尺。可怕的平静，我们一定在风暴眼中，一会儿出现了明亮的阳光，然后看见暴风雨的另一面来了，水平面上一条坚实的黑线，越来越近。

“理查德，我们应该游泳，”克里斯蒂说，“船撑不过下一次风暴。”

“你疯了，”另一个游客说，“呆在船上。”

克里斯蒂和我认为这艘船经不起下一次的重创，我们同渔夫和其他旅客争辩，没人同意。海岸离这里大约还有两英里，四周的海水漆黑一片，汹涌澎湃，白色的泡沫在海面上不断吐出。虽然害怕，但是我认定克里斯蒂是对的，当年在学校她是优秀的长距离游泳选手。我们脱得只剩内裤，渔夫们给我们一块厚木板，克里斯蒂把甲板上唯一的一付脚蹼给我，相互祝福后我们跳下了水。水流立刻把我们卷离船只，推向岸边。我们看不见了船，只能全神贯注地游向海岸。克里斯蒂带路，我努力跟上她。在钓枪鱼时，我们曾经担心有没有鲨鱼，现在我感到似乎一条大鱼在身下，把我推向一边，撕开我的肚子和大腿。

“别太用力踢腿，”克里斯蒂向我大叫，“免得抽筋。”

我们穿过水流，慢慢地相互靠近了些，两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陆地：海岸首先像一条绿线，然后是树林，最后是海滩。即使在我们看见了海滩，又花了1小时才游到。我们从海浪里挣扎出来，瘫倒在沙滩上，浑身冰凉，手脚泡的苍白起皱。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发誓从此以后永远不分离。

“我们必须回到港口去，”她说，“我们必须让人去救那艘船。岸上有救生艇。”

我们一路奔跑，从红树林沼泽穿梭，1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小港口，我们半身赤裸，由于惊吓和疲惫直打颤，脚上鲜血淋漓。

在港口，我们找到汽车摆渡船的船主，克里斯蒂告诉他情况危急，他同意出海去营救，我们立即出发了。15分钟不到，第二次暴风雨来了，它比第一次恐怖得多，把沉重的摆渡船像小飘浮物一样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