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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留给中国的启示(第1页)

兔年新春,本报记者采访了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袁伟时教授。

记:又是世纪末,回望百年前的1899,您有什么感想?

袁:新世纪应从2001年开始,把1999年看作?19或20世纪的终结,也许体现了人们期盼跨入新时代的急切心情,应该理解和欢迎。

1899年的大清帝国,处在迈向大改革还是滑进大灾难的十字路口上。历史的行程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大灾难、大屈辱为19世纪中国的压轴戏;又以10年的改革奏响20世纪悲壮历程的第一章。上一年的和平改革演变为流血悲剧,非要经过又一场大灾难才走上改革之路,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记:1899年承先启后,似乎不是毫无作为。

袁:鸦片战争后大约10年左右必有一次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或内战,一次又一次与外敌较量,结局都是丧权辱国;终于在甲午战争后令朝野上下认识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戊戌政变杀了一批维新派后,确实并非一切复旧,这在经济领域特别明显。

例如,主动开放南宁、秦皇岛等口岸;在重要省区建立商务局,保护和支持私商;修铁路、开矿等等都在继续;相应地新办了一批直接为工商发展服务的技术学堂;还派遣了一些留学生。可是,在急需大改革的年代,这些作为没有也不可能遏止大灾难的到来,也无法抵消朝廷的倒行逆施带来的恶劣后果。

记:说得宽一点,从1899年回溯至1840年,留给后人的最重要历史启示是什么?

袁:这是所谓“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年代。化解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境,需要冷静、沉着推行全面系统的改革,随波逐流和片面的新政,不过是杯水车薪。

说到历史启示,我想有三条是最重要的:

第一,狭隘民族主义是最危险的。

清帝国为什么步履蹒跚?症结在于文化观念十分奇特和狭隘。从上层统治者到草根小民口口声声“严华夷之辨”,事事问个姓中还是姓西。“以夷变华”或后来说的“西化”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不得不承认洋人的“物质文明”高出一筹了,还固执地认为中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举世无双,两个类型的文化各有所长。翻开1899年的历史文献,向老佛爷——慈禧打小报告,说某某“离经叛道”的材料俯拾皆是。有的地区的无知小民则热衷于反“洋教”,蔑视和仇视外来事物。这些都为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点燃了导火索。

现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应该是多元并存,自由交流。在这种状态下,民众才能既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又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各适其适。专制统治以思想文化认同为重要标志。任何国家向现代转型都必须走出强制性的文化认同,实现民主、法治的认同。清帝国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这是19世纪中国民穷国弱、战乱频仍的重要根源。

顺便说说:我十分怀疑和反对“文化侵略”这个概念。列强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侵略中国,有没有思想文化“侵略”?这要慎重考虑。外人在近代中国办学、出版书刊,总的说来是有益的文化交流还是“侵略”?传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还是“侵略”?有些传教士或其他洋人的不法行为,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个人罪责,还是有全盘计划和系统实施的侵略阴谋?在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教育史、教会史以前,不宜匆促作出结论。有人大叫反“文化殖民”,却满口福柯、德里达……这不是挺有趣吗?一个落后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最好道路,就是敢于承认落后,勇于打开国门,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优秀思想文化。任何时候为思想文化自由交流设置樊篱,其后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第二,改革必须全面和及时。

要是说1899年的清政府在经济领域保留甲午战败后逐步推行的改革措施的话,封闭报刊、不准上书、恢复科举旧制继续以四书五经取士等措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却是向后倒退了。

恶果立即显现:慈禧和一些大臣曾经冀图制止“反洋教”等蠢行,但在弥漫朝野的狭隘民族情绪笼罩下,很不得力,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反而迅速蔓延。加上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连达官贵人也没有可靠的人身权利。大臣以揣摩主子心理的奴才心态代替独立人格,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敢于不同老佛爷保持一致,发表逆耳忠言,立即招来杀身之祸。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灾接踵而至。

大清帝国的最后覆灭,也是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造成的。清末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经济和财政收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废科举,建立新法律体系,推行地方自治,方方面面都有作为。但是,久拖不决的立宪,加上经济政策失误(铁道干线收归国有),终于断送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甲午以前不改革,失败了。甲午以后片面和丧失时机的改革,依然失败。这就是历史。

第三,自由既是基本目的,也是基本手段。

富强,救国,这是清帝国朝野上下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富强梦一再破灭。严复一语道破了其中奥秘:中西富强与贫弱的差异,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五个大字(《论世变之亟》)。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一改以官办为主发展经济的错误路线,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大体有了保障,至辛亥革命为止,私人工业资本,年平均增长15%。

思想没有国界。至戊戌前后,“人有自主之权”已成了沿海地方接触现代学术文化较多的士阶层广泛的共识。慈禧及其他闭目塞听的满汉权贵,则直至1899年后仍要回到传统的纲常伦理中去。虽然废科举、学现代科学,仍不愿国民拥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于是,思想最敏锐的知识精英,转向革命。动荡不安和社会分裂的20世纪中国由是浮现。

简单说来,这就是1899年留给中国人的启示。

1999年2月19日

原载于北京《合作时报》1999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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